貞觀詩風及上官體王績與“四杰” 杜審言與沈、宋及五律的定型在南、北朝文學由對立走向融合的歷史進程中，初唐的貞觀時期是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

　　主掌貞觀詩壇的，是唐太宗李世民（５９８～６４９）及其身邊的北方文人和南朝文士。北方文人以關隴士人為主，入唐后多為史臣。他們的文學主張，受儒家崇古尚質的詩教說影響較大，對南朝齊、梁文風持批判態度，但沒有因此而否定詩的聲辭之美，從而為唐詩在藝術上的發展和新變留下了馀地。魏征《隋書 ·文學傳序》說：

　　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

　　這種對南、北文學不同藝術物色的清醒認識，和“各去所短，合其兩長”的文學主張的提出，是貞觀時期唐太宗及其史臣們在總結歷史經驗時形成的對文學發展方向的一種共識。所謂“貴于清綺”是對追求聲律辭藻的南朝詩風的概括，偏重于詩的聲辭之美而言，宜于詠歌是其所長，緣情綺靡而流于輕艷纖弱則為其所短。“重乎氣質”指北朝詩歌特有的真摯樸厚的情感力量和氣勢，貞剛壯大是其所長，而表現形式的簡古質樸或理勝其詞，則是一種缺憾。如何用南朝文學的聲辭之美，來表現新朝的恢宏氣象和剛健開朗的健康情思，是初唐詩人面臨的課題，也是南、北詩風融合的關鍵。

　　初唐的詩歌創作，主要是以唐太宗及其群臣為中心展開，一開始多述懷言志或詠史之作，剛健質樸；而貞觀詩風的新變，則起于對六朝聲律辭采的模仿和拾掇。在太宗的詩里，常常壯大懷抱與華采并存，如作于貞觀四年（６３０）的《經破薛舉戰地》詩，言“昔年懷壯氣，提戈初仗節。心隨朗日高，志與秋霜潔”。氣格剛健豪邁。但詩中“浪霞穿水凈，峰霧抱蓮昏”一聯，帶著六朝雕琢辭采的痕跡，與全詩的氣格頗不協調。他的一些詩，如《采芙蓉》、《詠雨》、《詠雪》等，則完全是南朝風調。楊師道和李百藥是具有貞剛氣質的北方文人，早年作詩善于吸收南朝詩歌的藝術技巧，較少合而未融的弊病。楊師道的《隴頭水》、《奉和圣制春日望海》，李百藥的《詠蟬》，都是寫得較為成功的作品。但他們后來成為唐太宗器重的宮廷詩人，把詩作為唱和應酬的工具而琢磨表現技巧，多奉和應制之作，盡管在聲律辭藻的運用方面日趨精妙，但在風格趣味方面已日益貴族化和宮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