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起，仿佛聽得有人說我是仇貓的。那根據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貓》;這是自畫招供，當然無話可說，——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點擔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筆墨的，寫了下來，印了出去，對于有些人似乎總是搔著癢處的時候少，碰著痛處的時候多。萬一不謹，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負有指導青年責任的前輩”之流，可就危險已極。為什么呢?因為這些大腳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渾身發熱之后，做一封信登在報紙上，廣告道：“看哪!狗不是仇貓的么?魯迅先生卻自己承認是仇貓的，而他還說要打‘落水狗’!”①這“邏輯”的奧義，即在用我的話，來證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說，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說二二得四，三三見九，也沒有一字不錯。這些既然都錯，則紳士口頭的二二得七，三三見千等等，自然就不錯了。

　　我于是就間或留心著查考它們成仇的“動機”。這也并非敢妄學現下的學者以動機來褒貶作品的那些時髦，不過想給自己預先洗刷洗刷。據我想，這在動物心理學家，是用不著費什么力氣的，可惜我沒有這學問。后來，在覃哈特博士(Dr. O. Dahmhardt)的《自然史底國民童話》里，總算發現了那原因了。據說，是這么一回事：動物們因為要商議要事，開了一個會議，鳥、魚、獸都齊集了，單是缺了象。大家議定，派伙計去迎接它，拈到了當這差使的鬮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沒有見過它，也和它不認識。”它問。“那容易，”大眾說，“它是駝背的。”狗去了，遇見一匹貓，立刻弓起脊梁來，它便招待，同行，將弓著脊梁的貓介紹給大家道：“象在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從此以后，狗和貓便成了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