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涉及犯罪的校園欺凌案件，都必須嚴格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既體現寬嚴相濟，又絕不突破法律底線，從司法上防范類似事件的發(fā)生。下面是防止校園欺凌手抄報初一，一起來看一下吧。
“中關村二小事件”終于有了清晰脈絡。從《每對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園霸凌說NO!》的文章刷屏，到中關村二小的“冷漠”回應，再到網上紛繁的輿情撕扯，最后以“認定其為‘偶發(fā)事件’，尚不足以認定涉事學生構成校園‘欺凌’或‘暴力’”告一段落。打掃一地雞毛之后，我們發(fā)現，事件之中沒有任何贏家。涉事的三個孩子，默默地看著成人世界的角力，卻不知對自己的未來意味著什么。
縱覽事件進程，我們需要反思的有很多。雖然校方稱尚不足以認定涉事學生構成校園“欺凌”或“暴力”，但校園欺凌的確已是不少地方、不少學校的現實。因此，最重要的是，喧嘩過后，校園欺凌的有效應對在哪兒?是像此案中受害方家長那樣，選擇在網上把事情鬧大;還是像網文所述的老師那樣，用一句“開過分了的玩笑”來掩飾孩子的過錯，卻沒有意識到錯過了教育孩子的最好契機;還是像校方那樣，以一種令人稍顯遺憾的姿態(tài)回應質疑;還是像某些網友建議的那樣，直接“以暴制暴”?不!若如此，我們將永遠無法應對層出不窮的校園欺凌，也無法幫助受創(chuàng)少年走出心理陰霾，更無法建構起讓孩子免于恐懼的和諧校園環(huán)境。
實際上，相比這起事件，還有更為嚴峻的現實擺在我們眼前。如今，校園欺凌早已不是單純的惡作劇糾紛、吵架拌嘴了。校園欺凌乃至暴力事件的一再發(fā)生，也“不再是小事一樁”。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孩子被欺凌，他的家人都會有被欺凌的感受。綜合運用積極教育、早期預警、現場干預、依法懲處、心理疏導等方式，變得不可或缺，而這恰恰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需要多方面、多領域齊心破題。
前不久，與國際通行做法一樣，我國也發(fā)布了《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只可惜，真正發(fā)揮作用還需要各方面認真消化落實。在我國各地學校探索防治校園欺凌落實落細之際，竊以為，荷蘭經驗值得借鑒。在荷蘭，每個學校都有一個針對孩子被欺凌的應對方案，包含對欺凌程度的`分級評估、詳細預警通報規(guī)定和具體的處理流程。一旦遭受欺凌，孩子和家長就應向校方報告，啟動欺凌處理方案，對被欺負的孩子進行保護。實踐證明，防治校園欺凌，校園是關鍵一方，盡管我們說“教育問題要回到校園解決”，但切不可把學校變成處理問題的封閉獨斷的“黑箱”。
當然，一個社會熱點事件，若能在公共討論中積淀共識，推進社會文明進步，我們必然會為之慶幸。當輿情減弱、“吃瓜群眾”散場，當事人少年時代留下的陰霾能不能散場，其他少年能不能安全茁壯成長，考驗著校方與家長們的努力。要知道，防治校園欺凌不可能一蹴而就，中間定會有反復，還需要社會、學校、家庭三者之間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做好“打持久戰(zhàn)”的準備。需要提醒的是，無論是用教育的方法還是法治的方法，都要將孩子的身心安全與合法權益放在首位。
不過，“中關村二小事件”中，“受害”學生家長與“施害”學生家長和學校之間在校園欺凌認定上存在嚴重分歧的現象說明，整個社會在何謂“校園欺凌”這一事關中小學學生校園沖突性質認定的關鍵性問題上，既缺乏客觀界定標準和統(tǒng)一認識，也缺乏權威認定機構。因此，整個社會對此類事件重視度的提升，雖然有助于此類問題的消減，卻又不得不讓人對可能的矯枉過正產生擔憂。畢竟，事涉未成年人，稍有不慎便會造成嚴重后果。
由于身心發(fā)育尚不成熟，兒童在心理、行為等方面都與成人有著很大差別，也正因如此，兒童心理學才會成為心理學研究的一個單獨的分枝。這種差別要求，成人應該盡可能地避免從成人的角度去理解兒童的行為，既不能把兒童的行為看得太簡單，也不能把兒童的世界看得太復雜。
可惜的是，很多成年人習慣于對事物進行簡單的分類，如黑與白、對與錯、優(yōu)與劣等。這樣的分類不僅無助于理解真實的世界——真實的世界遠非黑白、對錯、優(yōu)劣等二元對立那么簡單，而是呈現出多元復雜的狀態(tài)——更無助于理解兒童的世界。
兒童的世界具有更多感性色彩，過多理性解讀還易產生誤讀和上綱上線。在校園欺凌問題上，如何區(qū)別兒童之間可能有些過火的玩笑和真正的欺凌，既考驗著成人的智慧，也考驗著成人對公正原則的堅守。而且，即使是在真正的校園欺凌事件中，如何既保護好被欺凌者的權益，又保護好欺凌者的權益，同時消除欺凌事件對其他非涉事學生的負面影響，也是對成年人智慧的考驗。
對校園欺凌進行界定，即采取何種方式、達到何種程度、造成何等傷害才算校園欺凌，是校園欺凌相關問題的核心。如果缺少客觀的判斷標準，缺少耐心、細致的考察，缺少科學嚴謹的評估過程，就很難在認定校園欺凌問題上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結論不能客觀、公正，后續(xù)的處理、處罰、矯正、輔導等也就無從談起。
更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在性質認定上缺少客觀、科學的標準，就很容易將學生之間的沖突上升到家長之間的較量，使得家長的背景和能夠調動的社會資源、輿論資源的多寡，成為判斷“欺凌”性質和程度的決定性力量。這樣一來，一個原本嚴肅的問題，就有可能演變成一場拼關系的鬧劇，最終搞得一地雞毛，對社會、教育、學校、學生、家長等等而言都有害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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