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與大哥的最后一面是兩年前，那時巴金剛剛結束他在法國20個月的生活不久，分別六年的哥哥從四川趕到上海來看他。兩兄弟相見甚歡，手足之情并未削弱，但巴金感覺兩人思想的差異“卻更加顯著了”，哥哥“完全變成了舊社會中一位誠實的紳士”。

　　活了一個世紀的巴金給后人的印象溫和而謙遜，但在那個時代的那個家庭里，像他小說《家》里的覺慧一樣，巴金卻扮演了一個激烈的“叛逆者”的角色;與他資質及成長背景極其相似的兩個哥哥，并非沒有反叛的沖動和決心，只是在更激烈的弟弟面前，他們不得不各自去“認領”這個大家庭必須有的那個隱忍的、委曲求全的角色。或許也可以這樣說，正是兩個兄長作出的精神犧牲和物質犧牲，才成就了巴金和巴金的小說。

　　大哥之死與“覺新”之生

　　不知是巧合抑或暗示，1931年4月19日下午收到大哥自殺的電報時，27歲的巴金正寫到《家》的第六章，那一章的標題恰好叫“做大哥的人”。就在一天前，巴金這篇最初以《激流》為名發表的小說在上海《時報》第一次開始連載，大哥“覺新”剛剛開始了他在紙上世界的生命，并借助于《家》自此獲得延綿不絕的生命力，生活中的大哥李堯枚卻在第二天用自己親手配制的毒藥切斷了他與這個俗世的一切牽絆。

　　巴金與大哥的最后一面是兩年前，那時巴金剛剛結束他在法國20個月的生活不久，分別六年的哥哥從四川趕到上海來看他。兩兄弟相見甚歡，手足之情并未削弱，但巴金感覺兩人思想的差異“卻更加顯著了”，哥哥“完全變成了舊社會中一位誠實的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