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在侵權法上的認定及意義論文

實用文時間：2021-08-31 手機版

　　摘要：故意在侵權領域有其特定的含義,在英美法上故意侵權是一類獨立的侵權行為。而在一般場合,故意是作為“過錯”中較嚴格程度的歸責事由,表明侵權行為人對結果的追求或明知的心理狀態。在侵權法上如何認定故意,大陸法系存在觀念主義與意思主義兩種認定方法,在英美法系則采用“環境證據”予以認定。故意于侵權法及刑法領域應有不同的含義,在侵權法上故意以對“行為的違法性”認知為前提,慣采“故意說”;而在刑法領域尚有“責任說”適用的場合。故意作為侵權歸責事由的一類形態,在侵權法上有其獨特的意義。

　　關鍵詞：意思主義觀念主義故意說

　　一、侵權領域故意的比較法考察

　　在英國法上,故意侵權行為是一類成熟且穩定發展的獨立侵權行為類型。諸如,作為傳統侵權行為中的侵犯(Trespass)令狀中的毆打(Baterry)、威嚇(Assult)及錯誤監禁(False imprisonment)等都屬于故意侵權。此外,還有侵占土地(Trespass to land)、侵占動產(Chattles)也屬于故意侵權行為。故意(一般故意)依其使用場所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含義:

　　1.于起源于非法侵入令狀的各種侵權責任,故意指某人期望產生一個被法律所禁止的結果,以及預見該結果而放任其發生。被告必須是故意實施該行為,但是對后果無需是故意追求的。例如:如果一個人僅碰觸或敲打下另一個人將不足以構成侵犯某人;但是如果是一個惡作劇者故意想嚇唬某人而結果導致該人嚴重的驚嚇損害(nervous shock),則構成侵犯某人。簡言之,在侵犯案件中,此處“故意”是指對行為的明知或故意,而非指對結果的明知或故意。

　　2.于欺詐或有害謊言之場合,被告必須是積極地通過言語或行為做出某種聲明而且明知該聲明的內容不真實。

　　3.在共同密謀之情形,在A與B共同導致C損害之情形,C需要在訴訟中舉證A和B的主要動機是引起C的損害。如若其主要動機是為了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即使他們實現了該動機,而且其行為不可避免的要造成對C的損害,他們也不承擔共同密謀的責任。

　　在美國侵權法中,《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二次)》第8A規定:在本重述各處,“故意”一詞被用來指稱行為人欲求其行為導致某種后果,或者相信其行為極有可能導致該后果。此處的“故意”著眼于一行為后果,但限于行為人欲求的后果,還包括行為人知道其行為肯定或極有可能導致該后果的發生,卻仍然采取該行動,那么他將在法律上被認定實際欲求了該后果的發生。

　　按照德國侵權法理論,故意分為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故意總是預先假定行為人知道他或她的行為將確定地或極大可能地導致一個法律秩序所不容忍的結果。然而,行為人沒有必要臆想到一種特定的損害種類或強度,他甚至沒有必要知道誰將是他行為的確切受害人。

　　《日本民法典》第709條涉及故意規定,其民法起草者認為“內心持有特殊的目的,為成就其目的構想或實施了行動”的場合為故意。我妻榮教授將其解釋為“所謂故意是指雖然認識到自己的行為侵害他人的權利,將會發生其他被評價為違法的事實,仍然冒險地實施該行為的心理狀態”。

　　歐洲民法典·侵權法草案第3:101條對故意作了界定:

　　以下情形屬于故意造成具有法律相關性的損害:(a)意在造成此種損害,或(b)明知損害必然發生或可能發生而放任損害的發生。

　　二、故意的認定及理解

　　對于如何認定故意,大陸法系的學者們向來存在意思主義與觀念主義之爭。按照意思主義,行為人不但要知道行為的后果,而且還要證明他對后果的發生持有追求或放任之心理,才能認定其在主觀上有故意。而觀念主義則認為,行為人對結果所持之心理狀態應從其認識因素與其行為本身來判斷,因此,故意之證明以行為人對行為結果之預見為滿足。就以上兩種主義之爭,有人認為故意的構成要素應該包括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即意思主義更符合故意的含義。但從證據的角度言,有時很難探求行為人行為時的真實意志,此時則需要從當事人的認識因素與行為中推知其意志因素。在行為與結果有必然因果關系時,依上兩說,行為人的行為均構成故意。而在未必的故意(即行為與結果之間僅存在一種可能的因果關系時),此兩說的適用存在矛盾。因此,有人主張應根據可能性之大小來選擇適用兩種不同的主義。若可能性較小則適用意思主義,在不能證明當事人有希望或者放任結果發生的心理狀態時,則推定其行為為過失。而在可能性較大的時候,則適用觀念主義,若不能充分地證明行為人有避免后果發生的意思,則推定行為人的行為為故意。

　　在美國判例中,故意被定義為“導致某種直接后果的愿望”。而要證明這種愿望,直接證據(指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當時心理狀態的.描述)往往很難獲得。在致害行為發生后,行為人為逃避責任完全可以聲稱自己在行為時懷有一最善良的愿望。因此,故意通常是由間接證據(circumstantialevidence)來證明的。法律推定,若根據所有行為人在行為時了解或應當了解的條件,某種后果的發生是自然的或基本確定的,則行為人對于此種后果具有故意。故,損害后果的確定程度就成為區分故意與過失的基礎,若行為結果是當事人所追求的(即存在直接證據)或者此種結果基本上確定地會發生,則行為人對結果存有故意。此處的故意要求的意志因素為“意欲”或者是“明知”某種損害后果將發生。在美國法上還有一種過錯形態是Recklessness(草率或莽撞),指對他人的安全漠不關心或對某種低于極有可能(僅可能)損害后果的發生無視置之。Recklessness的意志因素低于美國法上的一般故意,但又明顯強于過失,因此相當于大陸法上的“放任”的間接故意心態。

　　總結以上關于故意的認定,可以得出故意的本質特征是:行為人實施加害行為時追求(期望)損害結果發生或者明知損害結果確定會發生或很可能會發生而放任其發生的不良心理狀態。此處的“很可能”還必須結合某種特定的場合:針對特定的人、特定的危險等,以防任何“可能”的危險均被納入“故意”的歸責事由之下。

　　對故意的理解,還需要弄清楚一個重要問題,即“故意”在侵權領域與刑法領域是否有所區別?就此問題,不同的國家態度不一:

　　意大利最高法院1973年12月17日第3420號判決認為,民法典關于過錯的規定反映了刑法典關于故意的要旨和內容。《阿根廷共和國民法典》第1102條規定“被控人在刑事訴訟中被定罪后,不得在民事訴訟中對構成該犯罪行為的主要事實的存在提出異議,也不得對犯罪人的過錯提出異議。”

　　德國學者曾對故意過失在民法及刑法上有無差異問題進行過激烈的爭論。認為應該區分的人主張:侵權法中故意的構成要件為“明知行為的侵權性”,若行為

　　人不知道行為的侵權性,盡管他希望損害結果的發生也不認為是故意;而對于刑法上的故意而言,若行為人因疏忽而不知道行為的侵權性,只要他希望結果的發生就認為已經構成了故意,就需要承擔故意的刑事責任。近來德國主流認為民法上故意的成立,采用通說——故意說,即須有違法性(違法義務)的認識,而違法性的錯誤當然排除故意。在刑法理論上,除故意說外,尚有責任說——故意與故意責任應加以區別,故意的要件是指對該事實的認識作為責任要件,是對違法的認識或有認識可能性時,始有責任非難的可能,從而違法性錯誤應負故意責任,視對違法性認識可能性有無而定。例如,如甲明知某物為乙所有,但誤信其有使用權(如基于租賃契約、善意占有)而為使用時,依故意說,此屬客觀違法,僅構成過失侵害他人所有權;反之,依責任說則成立故意侵權。

　　王澤鑒先生認為,惟在刑法采責任說或有所據,就民法言,仍應維持傳統的故意說,其主要理由在于侵權法不同于刑法,關于故意或過失的概念,在方法論上應各依其規范目的及功能而為決定。

　　就此問題,筆者亦贊同刑法上的故意與侵權法上的故意應有所區分,因為刑法重在根據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來實現對罪犯的量刑精準;而侵權法更在于依據故意的“惡性程度”區分為惡意與一般故意,其目的在于認定侵權責任的成立及效果;刑法與侵權法盡管“出生同宗”,但是其法律方法論及規范目的上亦是有顯著差異的。

　　三、故意在侵權領域的特別意義

　　故意在侵權法上的特別意義體現在:

　　1.有些行為只有當是故意所為時才構成侵權責任。在此類行為中,故意不僅是一個可歸責因素,而且是侵權行為本身的一個構成部分。意大利法中的“以答應締結婚姻為手段的誘拐”即是一例,此外,以傾銷價格銷售產品,只有當行為人有以此排擠競爭對手確保自己市場壟斷地位的意圖時才構成侵權。在某些大陸法國家,有“故意違反善良風俗致人損害”之侵權責任。另,在法學理論及判例中,大陸法國家也普遍認可對債權作為侵權之客體以“故意”為歸責要件。

　　2.在無過錯侵權責任案件中,受害人故意是免除賠償責任的法定事由。

　　3.在責任保險實踐中,故意侵權導致的賠償責任是不能投保的。保險公司也普遍把“被保險人故意致害”作為其免責條款寫進保險合同。

　　4.一些國家法律規定,因故意行為而應承擔的責任包括侵權責任不得以協議方式事先免除。

　　5.于懲罰性賠償及精神損害賠償場合,故意亦有特定的重要意義。

　　注釋:

　　胡雪梅.英國侵權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張新寶.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John Cooke, Law of Tort,5th ed.法律出版社.2003年英文版.

　　肯尼斯·S·亞伯拉罕,阿爾伯特·C·泰特選編.許傳璽,石宏等譯.許傳璽審校.侵權法重述——綱要.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P.Widmer(Ed.):Unification Of Tort Law:Fault, KLUWER LAW.

　　于敏.日本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劉生亮譯,謬英校.歐洲侵權法草案/張新寶主編.侵權法評論(第1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