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的德性倫理學運動論文

　　本文從德性倫理學的復興、主旨及擴展為一場運動，提示出以人的幸福昌盛為宗旨的倫理學，即應當從德性、情感的角度，來發現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為什么生活會有意義。

一、當代德性倫理學的緣起

　　對于倫理學的探討，一些是規范的，另一些是非規范的。基本規范倫理學(Generalnormativeethics)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我們應當接受哪些基本規范來指導和評價行為?為什么?”倫理學理論試圖認定和判明這些規范。與之相對應的非規范倫理學，是關于事實上或概念上“是”什么，而不是“應當是”什么的研究。它也有兩大類型：描述倫理學和元倫理學。描述倫理學是道德行為和信念的事實研究，它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們如何推理和行為;元倫理學涉及到倫理學推理的語言、概念、方法的分析。

　　近代以來，道德哲學的爭論中居于主導地位的，一直是規范倫理學的兩種形式：功利主義和康德主義m，它們都關注正當行為的最終標準問題。康德倫理學關注的是義務責任，是從先天原則來制定的道德法則和道德形而上學的整個體系;它關注是什么引導著我們的行動(為)，而不關心我們的行為將被引至何方。對康德來說，最重要的事，不在于達到一個實體性的H標，而是根據我們意志中展示的特性而行動。最高的善，是由我們行為自身的內在結構決定的。盡管我們的正當行為會使我們自己和他人幸福，但這并不能使得這種行為在道德上是善的。康德的結論是：除了善良意志，沒有其他無限的善。功利主義(后果論是其當代形態)，是一種目的論倫理學。它認為，評判行為是否道德，要看它是否達到了一定的效果。道德只是達到終極善的手段和保障這個善的一種戰略，這種善在道德確定之前就界定好了。道德要求對個體或族類的成功生活進行指導，以保證他們的要求和愿望得到滿足。

　　對這兩者構成挑戰的是德性倫理學。“德性倫理學”最初作為一個詞語提出來，是為了與規范倫理學相區別，專指德性或道德品性的探討，它的出發點在于強調是否能幫助人們慈愛或仁慈，以促進一種“共同感”的道德品性觀念,」2」德性倫理雖然古已有之，但在近代曾被忽視了多年。作為一種對古代探討的復興，它是當代道德理論的最新進展。

　　1958年，英國女哲學家伊麗莎白?安斯庫姆(G.E.M.Anscombe)的著名論文《現代道德哲學》，被公認為是對功利主義和康德主義同時發動批評的檄文。在文中，安斯庫姆率先批評了現代意義上的“后果論”，并在當代哲學中首次提出德性倫理的主張。對安斯庫姆來說，“行為不是為了滿足你的任何愿望，而是因為這樣做是道德上正當的”這樣的教條，不僅不是好的，實際上還是有害的。所謂的“原則”或“責任”致命地成為了一種目的自身，不再與人的需要、欲望、情感相關。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又有一些討論涉及到德性，但還都沒有折回到古希臘。逐漸地，在大學用書中開始出現“德性倫理學家們會說什么”的話題，但它也沒有被認作是倫理學的第三種方法，而只是對少數幾個有趣的要點的強調，如“道德主體的動機與品性”[3]。

　　麥金太爾把安斯庫姆的分析向前推進了一步。在他看來，近代以來的西方現代性沒有從歷史中繼承任何一種倫理傳統，而不過是彼此沖突的傳統的一些碎片。在向奧林匹克金牌獲得者致敬時我們是柏拉圖式的完美主義者;對戰爭中傷殘等級分類時我們是功利主義者;在宣稱對財產擁有的權利時又是洛克主義者;在實現仁慈、同情和平等的道德價值時是基督徒;在主張個人自主時，則又是康德和密爾的追隨者。由此導致道德哲學中直覺的沖突，使人們感到困惑。80年代初，隨著麥金太爾的《德性之后》、阿蘭?布魯姆的《美國心靈的封閉》、妮爾?諾丁斯的《關愛》等著作的出版，德性倫理學漸漸形成聲勢。

二、“德性倫理”的主旨及其特征

　　德性倫理學之所以異軍突起，主要是為了解決西方自近代以來的道德傳統出現的難題，解決不斷出現的背離與矛盾，以試圖找出重振道德的良方。他們認識到，我們所處的這樣一個道德破碎的時代，是一個沒有了德性，處在德性時代之后的時代[4]。

　　德性virtue,來自拉丁文vir(男子氣概的)，希臘文為arete,指具有某方面的能力、特長，在荷馬史詩中指各種優點。德性倫理學認為，“德性是人類為了幸福、欣欣向榮、生活美好所需要的特性品質。”[5]“德性是人類后天獲得的性質，擁有和運用它，能使我們獲得內在于實踐的那些好處;而若缺少了它，則必定會阻礙我們得到這類好處。”[6]人類具有特殊的本性，即我們都有特殊的目的和目標——成為有德之人，我們的行動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

　　人為什么不能說謊?為什么誠實是一種德性?是因為這樣做會有好處嗎?是因為它促進了一般的福利嗎?還是因為我們必須靠信任生活，不然就會分崩離析?

　　在德性倫理學看來，“說謊是錯的”，不是從權利正義的角度，不是因為它侵犯了別人“知道真相的權利”，違犯了“別人要受到尊敬的對待”的規則，而是因為“說謊是不誠實的”，而“不誠實”本身是“惡”，是一種壞品質。我們是“理性的動物”，因而我們行為的獨特方式就不能等同于其他動物也可能擁有的方式。這樣，區別于人和動物的，不是行為上的差異，也不是準則上的差異，而是因為我們是“人”，是主體上質的不同。在亞里士多德那里，一種行為可以沒有德性而成為正當的，但一種行為要能夠有德，則必定是由心靈的正當狀態實行而來。正當的行為、正當的動機都在一個有德性的行為中展現出來：“有些人做了公正的事情，卻不是公正的人。這樣看來，人們須具有某種品質，使每一由此而來的行為成為善良的……德性造成了選擇的正確性。”[9]德性倫理學與其他倫理學進一步的區別，可以從羅莎琳德?荷斯特豪斯(RosalindHursthouse)概括的幾個特征[1()]當中更明晰地看出來：

　　第一，德性倫理學是作為一種“以行為者為中心”(agent-centred)的倫理學，而不是“以行為為中心”(act-centred)的倫理學;第二，它關心的是人“在”(being)的狀態，而不是“行”(doing)的規條;第三，它強調的問題是“我應該成為何種人”，而不是“我應該做什么”;第四，它采用特定的具有德性的概念(如：好、善、德)，而不是義務的概念(正當、責任)作為基本概念;第五，它拒斥把倫理學當作一種能夠提供特殊行為指導規則或原則的匯集。這樣，基于行為者的德性倫理學，就是從個體的內在特質、動機或個體本身所具有的獨立的和基本的德性品格出發，來對人類行為做出評價(不論是德性的行為，還是義務的行為)。在這一總的傾向里，作為一種運動的德性倫理學，當然也有細節上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