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是思想王國中的王者,但他從來沒當成現實中的哲人王。柏拉圖父母兩系都是雅典的政治世家,他本人年輕時就有從政之志,但當時雅典的政治形勢相當混亂:長達27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以雅典的失敗告終,“三十僭主”推翻了民主政制,但不久又被民眾推翻,重新恢復權力的民主派處死了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
柏拉圖很失望,到各處去游學,到過小亞細亞、埃及、意大利等地,學習哲學、天文、數學,考察各地的政制、法律。后來也邊學邊講,吸引了一批年輕的追隨者。其中一位名叫狄翁,是西部強邦敘拉古僭主狄奧尼修一世的姻弟和大臣。通過狄翁的引薦,40歲的柏拉圖渡海到了西西里,試圖說服狄奧尼修一世采用他自己心目中的良好政制。但僭主與哲學家的會見成為一場沖突,柏拉圖差點兒被處死。雖經狄翁等說情免死,他還是被當做奴隸賣掉。
經人搭救回到雅典后,柏拉圖建立了名揚千古的雅典學園。20年后,狄奧尼修一世去世,狄翁擁立其子狄奧尼修二世繼位,再次邀請柏拉圖到敘拉古。60歲的柏拉圖不無猶豫,最后還是前往。狄奧尼修二世雅好哲學和文學,起初頗為禮遇柏拉圖。但在不久后的宮廷政治斗爭中,狄翁被放逐;柏拉圖雖被挽留,卻處于近乎軟禁的處境中,后來獲準返回雅典,行前向僭主保證今后會重返敘拉古。幾年后,為履行諾言,也由于狄奧尼修二世做出不久將允許狄翁返國的姿態,柏拉圖第三次渡海到了西西里。這一次的情況并沒有多少好轉,兩年后無功而返。此后十幾年,柏拉圖專注于學園的工作,未再卷入實際政治。
柏拉圖的經歷與我們的孔圣人頗多相近之處,雖說他們所處環境迥然不同。孔子三十而立,此后一邊招學生,一邊到齊國求仕,齊景公不用,他又回到魯國繼續研修教書。當時魯國的政治局勢相當動蕩,孔子沒有看到從政的良機,直到50歲才做了官。后來做到司寇,但不知為什么,并不很受魯君待見,做了一兩年就辭職了。
孔子很講究“君君臣臣”,不過,他的忠君跟后世只有一個皇帝可供效忠不同。君臣之間是“雙向選擇”,此處不得明君不妨換一處試試。他在衛國、陳國得到過聘任,聘期都很短,余下大多數時候則顛簸于途,經歷了不少險阻。陳蔡絕糧,受困于匡,他還多次被楚狂接輿之類的隱者嘲笑。晚年,孔子再次返魯定居,專注于編書教學。
哲人做不了王,主要因為政治哲學與通常所說的狹義的政治關系不大。狹義政治的第一要義是權力,第二要義是治術,政治哲學的首要任務在于探究政治的目的或意義。政治的目的或意義是什么呢?用亞里士多德的話說,就是保障人的良好生活。“良好生活”當然沒有人人同意、亙古不變的標準,但大致離不開生計小康,社會寬松,庶民有愛心、有教化、有品格、有能力。簡言之,大致就是為人父母希望兒女生活在其中的社會。
良好的社會生活是由各種各樣的其他活動一起來創造和維護的。這些活動,為方便計,不妨統稱為文教。在孔子的想象中,古代圣王不是后世所謂的政治家,在三代大治之世,文教為主,狹義政治只起輔助作用。孔子所講的政治,其實主要指今天的文教。蕭公權先生所言不虛:孔子“認定政治之主要工作乃在化人,非以治人,更非治事,故政治與教育同功”。
哲人或有立功于當世之志,孔子說,敬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短短的從政生涯,別說對中國歷史,即使對當時的政治格局,大概也沒起過什么特別的作用。而孔子的禮樂思想,以及由孔門孟子倡導的民本思想,塑造了中國政治的重要品格。
在上古歷史中,文教、宗教和狹義政治不似后世區分得那樣清楚。一個國家不是單由政治人物領導的,而是由政治人物與文教精英共同領導的。歐洲很多國家的國政大廳兩側,一側掛著該國歷史上的政治人物,一側掛著哲人與藝術家,大致反映了這一觀念。
哲人原不為稱王而生,王也替代不了哲人,一個有意義的政治體,須由政治與文教攜手才能造就和維護。政治家是否優秀,除了他在狹義政治上的能力,還須以尊重文教獨立的程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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