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是思想王國中的王者，但他從來沒當成現(xiàn)實中的哲人王。柏拉圖父母兩系都是雅典的政治世家，他本人年輕時就有從政之志，但當時雅典的政治形勢相當混亂：長達27年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以雅典的失敗告終，“三十僭主”推翻了民主政制，但不久又被民眾推翻，重新恢復權力的民主派處死了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

　　柏拉圖很失望，到各處去游學，到過小亞細亞、埃及、意大利等地，學習哲學、天文、數(shù)學，考察各地的政制、法律。后來也邊學邊講，吸引了一批年輕的追隨者。其中一位名叫狄翁，是西部強邦敘拉古僭主狄奧尼修一世的姻弟和大臣。通過狄翁的引薦，40歲的柏拉圖渡海到了西西里，試圖說服狄奧尼修一世采用他自己心目中的良好政制。但僭主與哲學家的會見成為一場沖突，柏拉圖差點兒被處死。雖經狄翁等說情免死，他還是被當做奴隸賣掉。

　　經人搭救回到雅典后，柏拉圖建立了名揚千古的雅典學園。20年后，狄奧尼修一世去世，狄翁擁立其子狄奧尼修二世繼位，再次邀請柏拉圖到敘拉古。60歲的柏拉圖不無猶豫，最后還是前往。狄奧尼修二世雅好哲學和文學，起初頗為禮遇柏拉圖。但在不久后的宮廷政治斗爭中，狄翁被放逐；柏拉圖雖被挽留，卻處于近乎軟禁的處境中，后來獲準返回雅典，行前向僭主保證今后會重返敘拉古。幾年后，為履行諾言，也由于狄奧尼修二世做出不久將允許狄翁返國的姿態(tài)，柏拉圖第三次渡海到了西西里。這一次的情況并沒有多少好轉，兩年后無功而返。此后十幾年，柏拉圖專注于學園的工作，未再卷入實際政治。

　　柏拉圖的經歷與我們的孔圣人頗多相近之處，雖說他們所處環(huán)境迥然不同。孔子三十而立，此后一邊招學生，一邊到齊國求仕，齊景公不用，他又回到魯國繼續(xù)研修教書。當時魯國的政治局勢相當動蕩，孔子沒有看到從政的良機，直到50歲才做了官。后來做到司寇，但不知為什么，并不很受魯君待見，做了一兩年就辭職了。

　　孔子很講究“君君臣臣”，不過，他的忠君跟后世只有一個皇帝可供效忠不同。君臣之間是“雙向選擇”，此處不得明君不妨換一處試試。他在衛(wèi)國、陳國得到過聘任，聘期都很短，余下大多數(shù)時候則顛簸于途，經歷了不少險阻。陳蔡絕糧，受困于匡，他還多次被楚狂接輿之類的隱者嘲笑。晚年，孔子再次返魯定居，專注于編書教學。

　　哲人做不了王，主要因為政治哲學與通常所說的狹義的政治關系不大。狹義政治的第一要義是權力，第二要義是治術，政治哲學的首要任務在于探究政治的目的或意義。政治的目的或意義是什么呢？用亞里士多德的話說，就是保障人的良好生活。“良好生活”當然沒有人人同意、亙古不變的標準，但大致離不開生計小康，社會寬松，庶民有愛心、有教化、有品格、有能力。簡言之，大致就是為人父母希望兒女生活在其中的社會。

　　良好的社會生活是由各種各樣的其他活動一起來創(chuàng)造和維護的。這些活動，為方便計，不妨統(tǒng)稱為文教。在孔子的想象中，古代圣王不是后世所謂的政治家，在三代大治之世，文教為主，狹義政治只起輔助作用。孔子所講的政治，其實主要指今天的文教。蕭公權先生所言不虛：孔子“認定政治之主要工作乃在化人，非以治人，更非治事，故政治與教育同功”。

　　哲人或有立功于當世之志，孔子說，敬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短短的從政生涯，別說對中國歷史，即使對當時的政治格局，大概也沒起過什么特別的作用。而孔子的禮樂思想，以及由孔門孟子倡導的民本思想，塑造了中國政治的重要品格。

　　在上古歷史中，文教、宗教和狹義政治不似后世區(qū)分得那樣清楚。一個國家不是單由政治人物領導的，而是由政治人物與文教精英共同領導的。歐洲很多國家的國政大廳兩側，一側掛著該國歷史上的政治人物，一側掛著哲人與藝術家，大致反映了這一觀念。

　　哲人原不為稱王而生，王也替代不了哲人，一個有意義的政治體，須由政治與文教攜手才能造就和維護。政治家是否優(yōu)秀，除了他在狹義政治上的能力，還須以尊重文教獨立的程度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