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舊案中，有一個叫劉學保的假英雄特別讓人惡心。他在二十余年后受到法律的嚴懲，證明歲月悠悠，公理自在。

　　事情說來話長。據他自己說，某一天，他與一個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搭班巡夜，突然發覺那個人居然安放好了炸藥包準備炸一座大橋，他意識到階級斗爭就在眼前，立即沖上去搏斗，打死了那個階級敵人，自己也負了傷，大鐵橋終于保住了。于是他成了當時著名的英雄，全國許多報紙進行了宣傳和頌揚。有一篇報道還進入了小學語文課本，當年的小學生現在也已進入中年，如果記性好一點，或許還能記得這個名字。

　　但是，此案從一開始就有現場勘察人員提出一系列疑問，例如：為什么英雄指認的地方根本放不下一個炸藥包?誰會用這么一點點炸藥炸大橋?這樣一個地方能夠搏斗起來嗎?如此等等。

　　可惜那是一個迫切需要敵人與英雄、破壞與搏斗的時代，一切疑問立即被淹沒掉了。更重要的是，這種懷疑萬一成立，名揚遠近的英雄立即成為一個殺害無辜的兇犯，中間不存在其它可能。狂熱的時代其實是最虛弱的，完全沒有力量來面對這樣一件事情的顛倒，因為一旦顛倒就意味著一系列整體社會觀念的破滅，后果遠遠超出事件本身。

　　既然牽一發足以動全身，那么大家也就小心翼翼地不敢去動那根頭發了。很多貌似堂皇的邪惡甚囂塵上，正與這種邏輯怪圈有關。中國人無數次地遇到過某種觀念需要尋找證據的情況，越是經不起推敲的觀念越是需要尋找，到后來尋找變成了呼喚，呼喚變成了引誘，引誘變成了培植。

　　如果從大背景上看劉學保的案件，那簡直就是“文革”思維的一個拙劣造型。

　　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有人試問，中國人都過著挺艱難的日子，溫飽都成問題，還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呢?答曰有階級敵人;再問，有階級敵人也很正常，為什么如此大張旗鼓?答曰階級敵人多得不可勝數，城市鄉村都有，白天黑夜都有，沒準晚上巡夜，都能碰上一個，由此非大張旗鼓不行;提問者還是不解，說姑且是這樣吧，但這些階級敵人又沒有掌握政權，處于嚴密監控之下，你們有必要繼續劍拔弩張嗎?答曰階級敵人已經混到我們巡邏的隊伍中來了，而且正要拿炸藥炸大橋，千鈞一發，沒有時間再猶豫了……于是，劉學保應運而生。他完全是一個“主題先行”的概念化“作品”。但是，只有這樣的“作品”才能體現主題，越奇異反而越風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