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舊案中,有一個叫劉學保的假英雄特別讓人惡心。他在二十余年后受到法律的嚴懲,證明歲月悠悠,公理自在。
事情說來話長。據他自己說,某一天,他與一個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搭班巡夜,突然發覺那個人居然安放好了炸藥包準備炸一座大橋,他意識到階級斗爭就在眼前,立即沖上去搏斗,打死了那個階級敵人,自己也負了傷,大鐵橋終于保住了。于是他成了當時著名的英雄,全國許多報紙進行了宣傳和頌揚。有一篇報道還進入了小學語文課本,當年的小學生現在也已進入中年,如果記性好一點,或許還能記得這個名字。
但是,此案從一開始就有現場勘察人員提出一系列疑問,例如:為什么英雄指認的地方根本放不下一個炸藥包?誰會用這么一點點炸藥炸大橋?這樣一個地方能夠搏斗起來嗎?如此等等。
可惜那是一個迫切需要敵人與英雄、破壞與搏斗的時代,一切疑問立即被淹沒掉了。更重要的是,這種懷疑萬一成立,名揚遠近的英雄立即成為一個殺害無辜的兇犯,中間不存在其它可能。狂熱的時代其實是最虛弱的,完全沒有力量來面對這樣一件事情的顛倒,因為一旦顛倒就意味著一系列整體社會觀念的破滅,后果遠遠超出事件本身。
既然牽一發足以動全身,那么大家也就小心翼翼地不敢去動那根頭發了。很多貌似堂皇的邪惡甚囂塵上,正與這種邏輯怪圈有關。中國人無數次地遇到過某種觀念需要尋找證據的情況,越是經不起推敲的觀念越是需要尋找,到后來尋找變成了呼喚,呼喚變成了引誘,引誘變成了培植。
如果從大背景上看劉學保的案件,那簡直就是“文革”思維的一個拙劣造型。
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有人試問,中國人都過著挺艱難的日子,溫飽都成問題,還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呢?答曰有階級敵人;再問,有階級敵人也很正常,為什么如此大張旗鼓?答曰階級敵人多得不可勝數,城市鄉村都有,白天黑夜都有,沒準晚上巡夜,都能碰上一個,由此非大張旗鼓不行;提問者還是不解,說姑且是這樣吧,但這些階級敵人又沒有掌握政權,處于嚴密監控之下,你們有必要繼續劍拔弩張嗎?答曰階級敵人已經混到我們巡邏的隊伍中來了,而且正要拿炸藥炸大橋,千鈞一發,沒有時間再猶豫了……于是,劉學保應運而生。他完全是一個“主題先行”的概念化“作品”。但是,只有這樣的“作品”才能體現主題,越奇異反而越風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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