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化在宋朝發展到了頂峰，但即使在宋朝最強盛的時代，也無法有效抵御西夏等外敵的入侵。王安石針對北宋的積貧積弱的社會狀況，進行了史稱“熙寧新政” 的改革，以圖富國安民。王安石的革新運動，受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等重臣的強烈反對，二度罷相，及其身死，新法馬上被革除。王荊公的革新精神得到了歷代的傳頌，然而深入了解這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之后，我們會震驚地發現，王安石帶來的弊遠遠大于利。

　　王安石

　　王安石為了盡快推行新政，不惜排斥異己，在短時間內提拔任用了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等一大批趨炎附勢之徒，而蘇軾等一大批有真才實學的官員貶的貶、退的退。李定等人被當時的士大夫認為是“十鉆”，即不擇手段，務求高官厚祿的鉆營小人之意。王安石所用非人，以致在推行新法時罔顧民情，民怨沸騰，也給了奸猾之徒可乘之機，最明顯的就是青苗法的推行，官方強行借貸慣糧給百姓，到期就要求老百姓高利息還債，結果造成了流民千里的后果。而且，變法陣營也充滿了傾軋、爭權奪利，呂惠卿是王一手提拔起來的，但他羅織罪名，想要構陷王安石，搞得兩敗俱傷。這也直接導致紹圣、崇寧年間的黨禍株連，黨禍之后，杰出人士都消亡殆盡了，對金國的進攻毫無辦法，北宋也就此滅亡了。

　　孔子曰：君子德風，小人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士大夫感受到了上層的風向，便紛紛投機取巧，以苛刻為能事，借推行新法之名，行蠅營狗茍之事。一時之間，士人的風氣大壞，急功近利，辦事苛察，朝廷任用酷吏，以圖一切得以速成，更為嚴重的是，這樣的政策使得卑鄙無恥之徒開通了一條通暢的成功上位之路。人民尚未享受到新政的好處，澆薄的風氣已經形成，要重新整治人心，使得民歸于厚德，淳樸敦厚，那無異比登天還難。王安石在《讀孟嘗君傳》中寫道：“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可見他其實是深明大義，但是他的所作所為，與認識到的道理南轅北轍，不能不說是王安石人生中的悲哀。

　　詩圣杜甫詩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有“亡國”、“亡天下”的說法，“亡國”是一般的改朝易姓，“亡天下”則是指人類社會的正常秩序嚴重破壞，以致民不聊生、天下大亂。可見，儒家的治世標準，就是選用賢能，保障民生，使得民風淳厚，安居樂業。王安石的所在所為，雖立足于民生，但是為求成效，不擇手段，終于釀成了“亡天下” 慘烈的后果，這或者是王安石所沒有想到的。在稱頌王安石的革新精神同時，更應該清醒地認識他的不足，這樣才有助于社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