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行散文平實樸拙、散淡沖蕩，具有獨特的藝術品位。記人，他勾魂攝魄，寫出人物文化內涵與精神品格;狀物，他機智灑脫，常發出智慧之音;言理，他冷靜超脫，化高深的學理為平實的意識，充滿哲學與史學、靈感與理性的寧靜邃遠之美。作品風格獨特,自成一派,行文流暢,文筆精妙,較好地體現了作者的文學水平與藝術素養。
《義務和善念》
目的，玄遠，搞不清，或說鞭長莫及，我們只好縮小范圍，由天涯回到己身，想想怎么樣生活才好，才對;或者說，就一個人說，未來的路像是很多，究竟應該選擇哪一條?這太繁雜，不好說，只好由概括方面下手，轉為道德哲學的問題，是：評定行為的善惡或對錯，應該以什么為最根本的標準?這答案，在古今中外賢哲的言論中也是五花八門。但大致可以綜合為兩類，曰“義”，曰“利”。先說義。孟子說：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這是說，只有合于義的行為才是善的，對的。歷代道德哲學家，或不成家而也談論這類問題的人，甚至常人，自覺或不自覺，幾乎都可以算作這一派(推重品德就是一證);自然，說到實行，至少有相當多的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專就理的方面說，以義為評價行為的標準，問題也不少，只說重大的。一是根基相當渺茫。義好，對，不義不好，不對，誰規定的?古人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周書·蔡仲之命》)說本源是天命。可是天命虛無縹緲，難知，尤其難證。外，找不到，只好反求諸己，說是內心有良知良能。可是這同天命一樣，也是虛無縹緲，難知難證。而且不只如此，我們找它，它卻常常和人欲糾纏在一起，使我們大失所望。總之，以義為有大價值，像是很應該，卻有缺陷，是難于找到它的娘家。以人為喻，沒有根，取得信賴就很難。二，窮理要追根，而義常常像是背后還有什么。以日常生活為例，遇見自尋短見的，救是違反被救人的意愿的，可是通常說是義，為什么?因為都直覺地認為，生比死好。又如撒謊是不義，可是醫生向垂危病人說病狀，卻照例要撒謊，為什么?因為這樣可以減少病人的痛苦。可見我們所謂義的行為，都有所為;有所為，在理上它就不能是根本。三，義，作為價值觀念，有時是浮動的，異時異地且不說，嚴重的是可以因人而不同，如小至買賣雙方，大至交戰雙方，義的所指總是沖突的。事同而評價異，義的實在性也就成問題了。
《快樂與眾樂主義》
上面說到生比死好，苦少比苦多好，這就理說是由義跳到利。為了避免誤會，我們可以不用利，而用道德哲學中習用的說法：生活現象雖然多到無限，而所求不過是快樂(偏于心理學的說法);或者說，評定行為的善惡或對錯，應該以能否去苦得樂為標準(偏于道德哲學的說法)。與行義相比，這種求樂的想法也許更接近常識。當然，問題也不少。
一是樂與義有時候沖突(小如酗酒，大如吸毒)，怎么辦?二，樂與品德像是沒有血肉聯系。沒有聯系，它就有可能被趕到道德規律之外，還會有道德規律之外的評價行為的標準嗎?三，樂有人己之間未必協調的問題，如爭奪心愛之人或物就是這樣，甲樂則乙苦，甲苦則乙樂，怎么辦?邊沁主義就是想解決這最后一種困難，它把樂的范圍擴大，說道德哲學所謂善，應該指能夠使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大幸福的行為。這樣，樂在人己之間不能協調的時候，就可以用計量的辦法來解決(自然還難免有算不準的問題)。邊沁這種想法，過去稱之為功利主義，其實也是古已有之，就是《孟子》的“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 “不若與眾。”(《梁惠王下》)可以稱之為“眾樂主義”。
眾樂主義是“量”的原則的擴大：一方面，就己身說，一分樂不如兩分樂，兩分樂不如三分樂;另一方面，就社會說也是這樣。兼及社會，肯定了利他，可以使道德規律找到更穩固的基石。可是以樂為值得追求的價值，終歸是，就己身說容易圓通，因為有“實感”為證;推到己身以外，找理由就不容易，因為沒有實感為證，尤其是人己苦樂不能協調的時候。此外還有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是四，量的原則難得普遍實用，因為有許多事是雖樂而不當做。寫《邏輯系統》的小穆勒是邊沁主義者，也承認快樂有高下之分。常識也是這樣看，如平時，賭博與讀詩之間，亂時，整人與寬大之間，絕大多數人認為前者卑下而后者高尚。可是這樣一來，量的原則就不得不同質的原則平分秋色，作為評價的原則，允許平分秋色，它就完了。五，還是就常識說，人的日常活動，有不少顯然與求樂無關，小的，如擠向前看車禍，大的，如已經苦于不能教養還要生育，等等，都屬于此類。有不求樂的行為，而且為數不小，這就使我們不能不推想，人生活動的種種花樣，如果有動力，或說有所求，這動力或所求，也許是比快樂更為根本的什么。
《目的難證》
上面曾說到“目的”，人生有沒有目的?以我們現在所知的宏觀世界為背景，像是不能給目的找到靠山。生命是自然演化的一種現象，如何來，正在摸索;如何去，連摸索也談不到。“人為萬物之靈”，這是出于“人”之口的話;如果出于“羊”之口，那就很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一句，因為吃烤羊肉串的是人。由哲理方面考慮，目的是途程中的最遠點，指定者應該是人以外的什么。古人設想是“天”，或說“上帝”，或說“神”，不管怎么稱謂，都是性格遠遠超過人的什么，或說至上的什么。可是這“什么”是設想的，或說是由人能造許多物品推想的.，證明其為有很難。退一步說，即使勉強以不能無中生有為理由，向一級地推出個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我們也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個邏輯問題，這“什么”的上面應該還有什么，因為無中不能生有。這是說，在我們的知識系統里，不能推出最初因。不得已，再退一步，承認有個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有許多現象也顯然與這種設想不能協調。
如一，目的應該是可取的，力求達到的，既然全能，為什么不把它放近些?二，目的不應該是反善的，可是世間分明有不少惡，這怎么解釋?三，還是說世間，根據地質學家的考證，有不少生物曾經盛極一時，可是滅絕了，這也是目的中應有的事嗎?四，即以日常雜事而論，吸紙煙，打麻將，以及夫妻吵架，飛機失事，等等，說都是預定的趨向某遠點的應有的階段，就更不能取信于人了。其實，設想有目的，性質不過是小生意想賺大錢，自我膨脹。常說的“活得有意義”，“這輩子沒白來”，以及“佛以一大事因緣出世”，等等，也是這種奢望的表現。奢望的根柢是信仰。信仰有用處，或有大用處，是可以由它取得心安。但心理的滿足與事實如此是兩回事。這引來的問題就是：有目的是好事，可惜像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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