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張中行，原名張璇，學名張璿，河北省香河縣河北屯鄉石莊(今屬天津市武清區河北屯鎮)人，著名學者、哲學家、散文家。主要從事語文、古典文學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參加編寫《漢語課本》、《古代散文選》等。合作編著有《文言文選讀》、《文言讀本續編》;編著有《文言常識》、《文言津逮》、《佛教與中國文學》、《負暄瑣話》等。是二十世紀末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與季羨林、金克木合稱“燕園三老”。季羨林先生稱贊他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一

　　民國年間，北京大學有三個院：一院是文學院，即有名的紅樓，在紫禁城神武門(北門)以東漢花園(沙灘的東部)。二院是理學院，在景山之東馬神廟(后改名景山東街)路北，這是北京大學的老居址，京師大學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學院(后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紅樓是名副其實的紅色，四層的磚木結構，坐北向南一個橫長條。民國初年建造時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于是許多與文有關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這里來進進出出。其中最為大家所稱道的當然是蔡元培校長，其余如劉師培、陳獨秀、辜鴻銘、胡適等，就幾乎數不清了。人多，活動多，值得說說的自然就隨著多起來。為了把亂絲理出個頭緒，要分類。其中的一類是課堂的隨隨便便。

　　一般人談起北京大學就想到蔡元培校長，談起蔡元培校長就想到他開創的風氣——兼容并包和學術自由。這風氣表現在各個方面，或者說無孔不入，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課堂。課堂，由宗周的國子學到清末的三味書屋，規矩都是嚴格的。北京大學的課堂卻不然，雖然規定并不這樣說，事實上總是可以隨隨便便。這說得鮮明一些是：不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每課必到，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經常不到。

　　先說不應該上課而上課的情況。這出于幾方面的因緣和合。北京大學不乏名教授，所講雖然未必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卻是名聲在外。這是一方面。有些年輕人在沙灘一帶流浪，沒有上學而同樣愿意求學，還有些人，上了學而學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買硬席票而坐軟席車，于是都踴躍地來旁聽。這也是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方面是北京大學課堂的慣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說我剛入學的時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學間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卻很少交談，甚至相視而笑的情況也很少。這由心理方面說恐怕是，都自以為有一套，因而目中無人。但這就給旁聽者創造了大方便，因為都漠不相關，所以非本班的人進來入座，就不會有人看，更不會有人盤查，常有這樣的情況，一個學期，上課常常在一起，比如說十幾個人，其中哪些是選課的，哪些是旁聽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這模模胡胡，有時必須水落石出，就會近于笑談。比如劉半農先生開“古聲律學”的課，每次上課有十幾個人，到期考才知道選課的只有我一個人。還有一次，聽說是法文課，上課的每次有五六個人，到期考卻沒有一個人參加。教師當然很惱火，問管注冊的，原來是只一個人選。后來退了，管注冊的人忘記注銷，所以便宜了旁聽的。

　　再說應該上課而不上課的情況。據我所知，上課時間不上課，去逛大街或看電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種種原因或種種想法。比如有的課不值得聽，如“黨義”;有的課，上課所講與講義所寫無大差別，可以不重復;有的課，內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經不步;等等。這類不上課的人，上課時間多半在圖書館，目的是過屠門而大嚼。因為這樣，所以常常不上課的人，也許是成績比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會有反常的反應，對于常上課的是親近，對于不常上課的是敬畏。不常上課，有曠課的處罰問題，學校規定，曠課一半以上不能參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學分，學分不夠不能畢業。怎么辦?辦法是求管點名(進課堂看坐位號，空位畫一次缺課)的盛先生擦去幾次。學生不上課，鉆圖書館，這情況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總是慨然應允。

　　這種課堂的隨隨便便，在校外曾引來不很客氣的評論，比如，北京大學是把后門的門檻鋸下來，加在前門的門檻上，就是一種。這評論的意思是，進門很難;但只要能進去，混混就可以畢業，因為后門沒有門檻阻擋了。其實，至少就我親身所體驗，是進門以后，并沒有很多混混過去的自由，因為有無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轄著，這就是學術空氣。說是空氣，無聲無臭，卻很厲害。比如說，許多學問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藍布長衫，學生，即使很有錢，也不敢西服革履，因為一對照，更慚愧。其他學問大事就更不用說了。

　　時間不很長，我離開這個隨隨便便的環境。又不久，國土被侵占，學校遷往西南，同清華、南開合伙過日子去了。一晃過了十年光景，學校返回舊居，一切支離破碎。我有時想到紅樓的昔日，舊的風氣還會有一些嗎?記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來串門，說梁思成在北大講中國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燈片，很有意思，他聽了幾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講雜建筑，應該去聽聽。到時候，我們去了。講的是花園、橋、塔等等，記得幻燈片里有蘇州木瀆鎮的某花園，小巧曲折，很美。兩小時，講完了，梁先生說：“課講完了，為了應酬公事，還得考一考吧?諸位說說怎么考好?”聽課的有近二十人，沒有一個答話。梁先生又說：“反正是應酬公事，怎么樣都可以，說說吧。”還是沒有人答話。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說：“那就先看看有幾位是選課的吧，請選課的舉手。”沒有一個人舉手。梁先生笑了，說：“原來諸位都是旁聽的，謝謝諸位捧場。”說著，向講臺下作一個大揖。聽講的人報之以微笑，而散。我走出來，想到北京大學未改舊家風。心里覺得安慰。

　　二

　　點滴一談的是紅樓散漫的一面。還有嚴正的一面，也應該談談。不記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課鼓勵學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臘亞里十多德改變業師柏拉圖學說的故事，有人責問他不該這樣做，他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紅樓里就是提倡這種精神，也就真充滿這種空氣。這類故事很不少，說幾件還記得的。

　　先說一件非親歷的。我到北京大學是三十年代初，其時古文家劉師培和今文家崔適已經下世十年左右。聽老字號的人說，他們二位的校內住所恰好對門，自然要朝夕相見，每次見面都是恭敬客氣，互稱某先生，同時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課之后就完全變了樣，總要攻擊對方荒謬，毫不留情。崔有著作，《史記探原》和《春秋復始》都有北京大學講義本，劉著作更多，早逝之后刊為《劉申叔先生遺書》，可見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當仁不讓的。

　　三十年代初，還是疑古考古風很盛的時候;同是考，又有從舊和革新之別。胡適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在學校講中國哲學史，自然也是上卷。順便說個笑話，胡還寫過《白話文學史》，也是只有上卷，所以有人戲稱之為“上卷博士”。言歸正傳，錢賓四(穆)其時已經寫完《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并準備印《老子辨》。兩個人都不能不處理《老子》。這個問題很復雜，提要言之，書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時代的?胡從舊，二“老”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錢破舊，二“老”成為年輕人，晚到戰國，略早于韓非。胡書早出，自然按兵不動，于是錢起兵而攻之，胡不舉白旗，錢很氣憤，一次相遇于教授會(現在名教研室或教員體息室)，錢說：“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了。”胡答：“錢先生，你舉的證據還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連我的老子也不要了。”這次激烈的爭執以一笑結束。

　　爭執也有不這樣輕松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來自革新的一面，而是來自更守舊的一面。那是林公鐸(損)，人有些才氣，讀書不少，長于記誦，二十幾歲就到北京大學國文系任教授。一個熟于子曰詩云而不識abcd的人，不贊成白話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像林琴南，公開寫信反對;但又不能唾面自干，于是把滿腹怨氣發泄在課堂上。一次，忘記是講什么課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紅著面孔走上講臺。張口第一句就責罵胡適怎樣不通，因為讀不懂古文，所以主張用新式標點。列舉標點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側打一個杠子(案即專名號)，“這成什么話!”接著說，有一次他看到胡適寫的什么，里面寫到他，旁邊有個杠子，把他氣壞了;往下看，有胡適自己的名字，旁邊也有個杠子，他的氣才消了些。講臺下大笑。他像是滿足了，這場缺席判決就這樣結束。

　　教師之間如此。教師學生之間也是如此，舉兩件為例。一次是青年教師俞平伯講古詩，蔡邕所作《飲馬長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兩句，俞說：“知就是不知。”一個同學站起來說：“俞先生，你這樣講有根據嗎?”俞說：“古書這種反訓不少。”接著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出六七種。提問的同學說：“對。”坐下。另一次是胡適之講課，提到某一種小說，他說：“可惜向來沒有人說過作者是誰。”一個同學張君，后來成為史學家的，站起來說，有人說過，見什么叢書里的什么書。胡很驚訝，也很高興，以后上課，逢人便說：“北大真不愧為大。”

　　這種站起來提問或反駁的舉動，有時還會有不禮貌的。如有那么一次，是關于佛學某問題的討論會，胡適發言比較長，正在講得津津有味的時候，一個姓韓的同學氣沖沖地站起來說：“胡先生，你不要講了，你說的都是外行話。”胡說：“我這方面確是很不行。不過，叫我講完了可以嗎?”在場的人都說，當然要講完。因為這是紅樓的傳統，堅持己見，也容許別人堅持己見。根究起來，韓君的主張是外道，所以被否決。

　　這種堅持已見的風氣，有時也會引來小麻煩。據說是對于講課中涉及的某學術問題，某教授和某同學意見相反。這只要能夠相互容忍也就罷了;偏偏是互不相讓，爭論起來無盡無休。這樣延續到學期終了，不知教授是有意為難還是選取重點，考題就正好出了這一個。這位同學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閱卷，自然認為錯誤，于是評為不及格。照規定，不及格，下學期開學之后要補考，考卷上照例蓋一長條印章，上寫：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為照規定，補考分數要打九折，記入學分冊，評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點，勉強及格。且說這次補考，也許為了表示決不讓步吧，教授出題，仍是原樣。那位同學也不讓步，答卷也仍是原樣。評分，寫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還要補考，仍舊是雙方都不讓步，評分又是六十。但這一次算及了格，問為什么。說是規定只說補考打九折，沒有說再補考還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這位教授違背了紅樓精神，于是以失敗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