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屬候鳥，隨季節變化而遷徙，喜歡成雙成對，出入在人家屋內或屋檐下。因此為古人所青睞，經常出現在古詩詞中，或惜春傷秋，或渲染離愁，或寄托相思，或感傷時事，意象之盛，表情之豐，非其它物類所能及。

　　1、表現春光的美好，傳達惜春之情。相傳燕子于春天社日北來，秋天社日南歸，故很多詩人都把它當做春天的象征加以美化和歌頌。如“冥冥花正開，飏飏燕新乳”（韋應物《長安遇馮著》），“燕子來時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宴殊《破陣子》），“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豐豐韻韻”（喬吉《天凈沙·即事》），“鳥啼芳樹丫，燕銜黃柳花”（張可久《憑欄人·暮春即事》），南宋詞人史達祖更是以燕為詞，在《雙雙燕·詠燕》中寫到：“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極研盡態，形神俱似。春天明媚燦爛，燕子嬌小可愛，加之文人多愁善感，春天逝去，詩人自會傷感無限，故歐陽修有“笙歌散盡游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雙燕歸來細雨中”（《采桑子》）之慨嘆，喬吉有“燕藏春銜向誰家，鶯老羞尋伴，風寒懶報衙（采蜜），啼煞饑鴉”（《水仙子》）之凄惶。

　　2、表現愛情的美好，傳達思念情人之切。燕子素以雌雄頡頏，飛則相隨，以此而成為愛情的象征，“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燕爾新婚，如兄如弟”（《詩經·谷風》），“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詩經·燕燕》），正是因為燕子的這種成雙成對，才引起了有情人寄情于燕、渴望比翼雙飛的思念。才有了“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薛道衡·《昔昔鹽》）的'空閨寂寞，有了“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晏幾道·《臨江仙》）的惆悵嫉妒，有了“羅幔輕寒，燕子雙飛去”（宴殊·《破陣子》）的孤苦凄冷，有了“月兒初上鵝黃柳，燕子先歸翡翠樓”（周德清·《喜春來》）的失意冷落，有了“花開望遠行，玉減傷春事，東風草堂飛燕子”（張可久·《清江引》）的留戀企盼。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3、表現時事變遷，抒發昔盛今衰、人事代謝、亡國破家的感慨和悲憤。燕子秋去春回，不忘舊巢，詩人抓住此特點，盡情宣泄心中的憤慨，最著名的當屬劉禹錫的《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另外還有宴殊的“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浣溪沙》），李好古的“燕子歸來銜繡幕，舊巢無覓處”（《謁金門·懷故居》），姜夔的“燕雁無心，太湖西畔，隨云去。數峰清苦，商略黃昏雨”（《點絳唇》），張炎的“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韋曲，草暗斜川”（《高陽臺》），文天祥的“山河風景元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伴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金陵驛》）。燕子無心，卻見證了時事的變遷，承受了國破家亡的苦難，表現了詩人的“黍離”之悲，負載可謂重矣。

　　4、代人傳書，幽訴離情之苦。唐代郭紹蘭于燕足系詩傳給其夫任宗。任宗離家行賈湖中，數年不歸，紹蘭作詩系于燕足。時任宗在荊州，燕忽泊其肩，見足系書，解視之，乃妻所寄，感泣而歸。其《寄夫》詩云：“我婿去重湖，臨窗泣，殷勤憑燕翼，寄于薄情夫。”誰說“梁間燕子太無情”（曹雪芹·《紅樓夢》），正是因為燕子的有情才促成了丈夫的回心轉意，夫妻相會。郭紹蘭是幸運的，一些不幸的婦人借燕傳書，卻是石沉大海，音信皆無，如“傷心燕足留紅線，惱人鸞影閑團扇”（張可久·《塞鴻秋·春情》），“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馮延巳·《蝶戀花》），其悲情之苦，思情之切，讓人為之動容，繼而潸然淚下。

　　5、表現羈旅情愁，狀寫漂泊流浪之苦。“整體、直覺、取象比類是漢民族的主導思維方式”（張岱年·《中國思維偏向》），花鳥蟲魚，無不入文人筆下，飛禽走獸，莫不顯詩人才情。雁啼悲秋，猿鳴沾裳，魚傳尺素，蟬寄高遠，燕子的棲息不定留給了詩人豐富的想象空間，或漂泊流浪，“年年如新燕，飄流瀚海，來寄修椽”（周邦彥·《滿庭芳》）；或身世浮沉，“望長安，前程渺渺鬢斑斑，南來北往隨征燕，行路艱難”（張可久·《殿前歡》）；或相見又別，“有如社燕與飛鴻，相逢未穩還相送”（蘇軾·《送陳睦知潭州》；或時時相隔，“磁石上飛，云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雁代飛”（劉安·《淮南子》）。燕子，已不僅僅再是燕子，它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象征，融入到每一個炎黃子孫的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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