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適詩是白居易詩歌中十分重要的內容，通過對平淡生活、瑣碎小事的描寫，表現其隨性逍遙、知足保和、委化順性、“此心安處即是吾家”的人生態度。

　　白居易曾將自己所作的詩歌分為諷諭、閑適、感傷和雜律四類。其中，他把以“又或公退獨守，或疑病閑居”為背景創作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一百首者”稱之為“閑適詩”。《白居易集》中標明“閑適詩”的詩歌共有四卷，216首;除去白居易自己定義的216首閑適詩之外，其所有具有閑適情調的詩歌，也被認為是閑適詩，共占據白居易詩歌的70%左右。①這些閑適詩中，白居易經常提及“委順”一詞。例如：“形骸為異物，委順心猶足。”(《歸田三首》其三②)“形骸委順動，方寸付空虛。”(《松齋自題》“冥懷齊寵辱，委順隨行止。”(《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達理二首》其一)

　　“委順”一詞，本來出自《莊子知北游》的“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委順’的‘順’，就是‘造物者’所主宰的自然趨勢;‘委’就是盡量順從這個趨勢。”③“委順”精神作為其處世哲學，是“他迂回于儒、釋、道三家思想，典型地顯示出唐代文化思潮中‘三教合一’的傾向。”④同時，也是他順應中唐的時代風氣，融合自身性情氣質氣質與生命體驗而產生的關注人生，處理現實矛盾的依據。

　　一、儒家思想

　　白居易出生于唐代宗大歷七年(722)，即天寶大動亂后二十年，其祖父與父親都是明經科出身，從小的耳濡目染，白居易自然而然選擇了“學而優則仕”的道路。但與他的祖、父輩不同，他選擇了更高層次的進士科，并開始研習儒家經典，以至于“晝課賦，夜讀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與元九書》)因此白居易的精神世界里具有濃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儒家理念成為他一生行事的基本原則。

　　他的閑適詩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寫道：

　　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為云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為霧豹，寂兮廖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始終之則為詩。⑤

　　這段話中的“兼濟”“獨善”，出自于《孟子盡心上》，體現儒家的經世致用思想。他認為在仕途中，抓住機遇，就要“陳力以出”，努力作出一番成就;失去“時”，便該“奉身而退”，“獨善其身”。這便促成白居易的“委順”精神，遵循人生發展的規律。“獨善”是在白居易面對被貶或者其他挫折時所奉行的人生準則，從容面對官場中的“退”，盡量順從這個趨勢。面臨人生挫折時，他不是自怨自艾，悲憤難鳴，而是坦然接受，尋求內心的閑適與安定，使“進”“退”的人生得到平衡。

　　在白居易的閑適詩中，經常可以見到白居易因“委順”而解脫煩惱，得到內在心情的協調。如《達理二首》其一：“我無奈何命，委順以待終”;《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置懷齊寵辱，委順隨行止;我自得此心，于茲十年矣”。白居易知曉自己無力對抗命運，便抱著委任順之的生活態度，任時運、任榮辱，泰然處之，使精神意識與社會環境契合圓融，以求得身心俱適、逍遙自得的精神境界。⑥儒家經典對白居易“委順”的人生觀具有導向作用，白居易《永崇里觀居》：“寡欲雖少病，樂天心不憂。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頭。”而《周易系辭上》的 “樂天知命故不憂”，正是貫穿了白居易一生的處世哲學。正如他在《病中詩十五首》中說：“若問樂天憂病否?樂天知命了無憂。”他對“封建君主翻云覆雨的馭臣之術”⑦以及朝廷當中政黨之爭的利害關系有十分清醒的認識，因而他承認命定，安分守己，不與命運作無謂的抗爭，而是順從命運的安排，以委順樂天的心態，排遣他仕途受挫后的煩悶，尋求更符合他心靈上舒適自得的處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