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類精神的普遍自覺和社會歷史理論的日益發達，哲學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都面臨著方法論自覺的問題: 在一定意義上講，“如何研究”(研究范式和方法論)和“研究什么”(研究對象和主題)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而對于中東歐思想文化和理論的把握，研究范式的自覺尤其具有獨特的重要性。審視20世紀社會歷史理論的一些重要領域，就會發現其中圍繞著研究范式或者方法論展開了許多爭論，諸如微觀史學對宏觀(抽象)史學、微觀政治學對宏觀政治學、文化哲學(實踐哲學)對意識哲學(思辨理論哲學)、后形而上學思想對形而上學思想的挑戰。從深層次講，這些新的理論范式對原有理論范式的挑戰構成了現代性反思和批判的重要內涵，它們共同指向現代性危機的一個重要病癥，即理性和理論的普遍化與抽象化問題。具體說，受現代性邏輯支配的意識哲學和社會歷史理論習慣于按照自然科學的普遍化、抽象化的理論范式，在人類的歷史理解和社會理解中剔除了生活世界、文化世界和個體活動的個體性、差異性、特殊性及歷史內涵的豐富性。而缺乏人類鮮活歷史體驗和豐富文化精神的普遍化理論由此變得空洞、抽象，失去了與現實生活世界和深厚歷史經驗的本質關聯。
在審視當代人類社會的思想理論成果時，如果任憑意識哲學或思辨理論哲學這種抽象化、普遍化的理論范式泛濫，那么，像中東歐這樣在歷史和文化上具有豐富性和獨特性的地區會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在被著名地理學家麥金德稱作世界“心臟地帶”的中東歐這片熱土上，積淀了太多宗教的、民族的、文化的、文明的歷史沖突和刻骨銘心的歷史體驗。而從19世紀后半葉起，中東歐地區不僅同許多地區一樣經歷了以民族復興、民族解放運動和現代工業文明發展為雙重主要內涵的社會轉型，而且在20世紀中葉以濃縮和疊加的'方式經歷了人類社會最深刻的雙重歷史變遷，積淀了雙重特殊的歷史體驗:一是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現代西方理性文明的深刻危機即現代性危機的直接的、刻骨銘心的體驗; 二是對社會主義實踐和社會主義改革歷史進程的直接參與。這種歷史和文化的豐富性與獨特性，別的任何地區都不可比擬; 但其帶來的中東歐地區豐富、獨特的重要思想理論資源，尤其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在那些持“西方中心論”“西歐中心論”的抽象化、普遍化理論范式的棱鏡中卻黯淡無光。
因此，為了克服意識哲學或思辨理論哲學的現代性危機，我們在研究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時，嘗試著采用一種“精神史研究”的理論范式。我們的關注重點沒有停留于所研究對象的理論邏輯體系和思想本身演變過程的完整，而是要把握特定的思想理論與特定的文化精神和歷史體驗之間的一種不可分的內在關聯。從研究主題看，精神史研究的側重點是建構起理論家、思想家的思想理論與他們個體的、民族的及人類的歷史文化積淀和歷史體驗水乳交融的精神共同體; 從研究領域看，精神史研究試圖凸顯的是特定的歷史、文明、文化、文學、哲學相互交織的文化共同體。我們希望這樣的精神史研究所得到的成果不再是抽象的、冷冰冰的理性邏輯體系，而是豐富的、鮮活的文化精神和思想價值訴求。
應當說，這種以文史哲交融為重要途徑的精神史研究范式并非一種獨創，其本質精神和研究路徑與20世紀許多思想資源一致或相近。例如微觀政治哲學、年鑒學派微觀史學、生活世界理論和日常生活批判、文化哲學，特別是二三十年來影響力日增的文化記憶理論等，對于我們在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研究中找到通達理論背后人類真實的歷史體驗和文化精神的途徑，都有重要的啟示。本期我們翻譯刊發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著名代表人物赫勒和文化記憶理論奠基人阿斯曼夫婦有關文化記憶理論的論述，以及溫權博士關于精神史研究和概念史研究的論文，作為我們探討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論問題的開端。我們相信，對此問題更多角度和維度的思考與探討不僅會對深化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對于哲學社會科學其他領域的研究也會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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