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邏輯與文化論文

　　中國邏輯研究中文化范式的明確提出，開始于崔清田教授，發展于鞠實兒教授。這一范式，目前己經成為中國邏輯研究過程中有著重要影響的一種研究思路和框架。當然需要指出，明確強調中國邏輯研究過程中應當關注文化的思想，雖然肇始于崔清田教授，但是，這一思想卻發端于近代時期的學者張東蓀。

一、張東蓀論邏輯與文化

　　張東蓀(1886一1973)，中國近代時期著名學者。1995年，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了張汝倫編輯的《理性與良知—張東蓀文選》，同一年，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了張耀南編輯的《知識與文化—張東蓀文化論著輯要》。自此，張東蓀的邏輯思想開始逐漸引起當代中國邏輯史界的思考和關注。其中，定稿于1940年，出版于1946年的《知識與文化》一書，在附錄部分包含有張東蓀完成于20世紀上半葉的三篇文章:《從中國言語構造上看中國哲學》、《思想言語與文化》、《不同的邏輯與文化并論中國理學》。“在這幾篇文章中張東蓀明確提出并系統論述了”邏輯與文化”的問題。

　　以下摘引張東蓀有關邏輯與文化問題的主要論述。

　　資料1:”我作此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表明邏輯是跟著文化走的，即因文化的需要逼使人們的思想不得不另有一種”聯結”( connection)。所以邏輯的聯結是為其背后的文化與概念所左右，而不是邏輯左右文化。詳言之，即不是邏輯是普遍必然的，而通貫于一切文化之中。因此我主張沒有唯一的邏輯而只有各當文化一方面以應其需要的種種邏輯。……我主張我們應該更換著眼點:即把邏輯當作文化的產物，用文化來解釋邏輯。”，

　　根據資料1，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第一，邏輯和文化的關系是張東蓀專門探討的一個議題，也就是說，他不是以捎帶的方式順便提及這個問題，而是把它作為認真思考、求索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視為張東蓀對他所處時代的學術思潮的一個反應:隨著西方邏輯在近代中國的持續傳播，邏輯和文化的關系究竟如何，對這一問題的反思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第二，文化決定邏輯，而不是“邏輯左右文化”。這和他對邏輯實質的理解直接相關:邏輯是研究“聯接”關系的，這種聯接關系刻畫的是不同思想之間的一種特殊關系。第三，邏輯屬于文化的一個構成部分，和非邏輯的文化構成部分之間可以說是一種平列關系，也就是“當文化一方面”。第四，邏輯的類型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這就是他所謂的“不是邏輯是普遍必然的，而通貫于一切文化之中”。

　　資料2:”現在我研究了以后，乃發現邏輯是由文化的需要而逼迫出來的，跟著哲學思想走。這就是說邏輯不是普遍的與根本的。并且沒有”唯一的邏輯”( logic as such)，而只有各種不同的邏輯”。

　　根據資料2，可以得出以下兩點:第一，張東蓀明確提出了對邏輯、哲學、文化這三者之間關系的看法:一方面，邏輯因為文化的需要而產生，體現的是不同思想之間的一種聯接關系，可以說，沒有文化就沒有邏輯，文化是因，邏輯是果;另一方面，不同邏輯的特點和類型又反映著不同哲學思想的特點和類型，這就是邏輯“跟著哲學思想走”。話句話說，不同哲學思想的特點和類型，決定著不同邏輯的特點和類型。這可以說是張東蓀邏輯與文化思想的一個具體化。第二，公開質疑和反對西方邏輯的唯一性，提出了相應的反命題—沒有“唯一的邏輯”，而只有各種不同的邏輯。

　　資料3:”嚴格來說，我們沒有所謂邏輯之先在性(priority)與邏輯之普遍性(universality)。因為不是邏輯對于思想從外面加以規范，乃只是邏輯就混在思想，同時受其影響而與之共同變化”。

　　根據資料3，可以得出以下兩點:第一，張東蓀否定邏輯對思想的“先在性”，也就是決定性，因為邏輯不是外在于思想的一個獨立存在，不是“對于思想從外面加以規范”的事物，而是相反，邏輯本身就存在于思想之中，和其他非邏輯之思想成分一起“混在思想”中，這顯然是一種本體論的思考方法。第二，張東蓀否定邏輯的普遍性并給出相應的解釋，實際上構成了“沒有”唯一的邏輯”，而只有各種不同的邏輯”這一口號的另外一個診釋。 資料4:”邏輯乃是應乎文化的需要而起的。文化上需要若有不同，則邏輯的樣子便亦跟著有變化了。所以我說邏輯是交織在全文化中，隨著文化而變化，并不是邏輯為普泛的規則以作任何人類思想的唯一依據。根據資料4，可以得出以下兩點:第一，張東蓀提出了邏輯發生論的思想，也就是邏輯為何會出現?答案是“應乎文化的需要”，換言之，沒有文化的需要就不會產生邏輯，文化和邏輯的出現是密切相關的。第二，張東蓀指出了不同文化需要的差異，對邏輯的特點、構成、類型，也就是“邏輯的樣子”的形成具有決定意義。這兩個問題合到一起，就解決了有關邏輯的兩個哲學層面的問題:邏輯從哪里來?邏輯為何有差異? 張東蓀在半個世紀之前提出了邏輯與文化的問題，提出了“沒有”唯一的邏輯”，而只有各種不同的邏輯”這一鮮明的學術主張，而這一主張的進一步發芽、開花乃至結果，出現在半個世紀之后。

二、文化范式的明確提出

　　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年，崔清田教授的學術研究呈現出一個和以往明顯不同的特點—極力倡導中國邏輯史研究中的文化范式，他也因之而引起邏輯界的關注。

　　(一)提出文化范式的前提:中國古代邏輯百年研究的回顧

　　在《墨家辯學研究的回顧與思考》這篇文章中，崔清田教授在回顧既往國內中國邏輯史研究狀況的基礎上，進行了深入的反思。這一工作，成為他日后開展中國邏輯史研究、提出文化范式的前提。

　　在中國古代學術中原本沒有“邏輯，、“中國邏輯”的術語，現代漢語中的“邏輯”一詞，是英文“Logic”的漢語音訊“中國邏輯”的提出和中國邏輯史的研究，開始于19世紀中葉以后。出現這一學術現象的根源，主要包括兩個方面:清代乾嘉年間考據學興盛的帶動，以及1840年后西方文化(包括西方邏輯)大規模進入中國。近代以來的中國古代邏輯研究，文本范圍涉及先秦時期的名辯史料，主要是名家和墨家的相關文獻"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前期，一些治墨的先賢正是從”西學”中獲得了研究辯學的文化價值取向，以及診釋辯學義理的根據與方法。”這一時期中國邏輯史研究的文化價值取向，在于說明“舊學”與“西學”的符合，前者不遜色后者。在研究方法上，這一時期的研究者“以歐西新理比附中國舊學，，“以歐美現代名物訓釋古書，甚或以歐美現代思想衡量古人”，或者簡言之“據西釋中”。在具體研究路徑上，這一時期的中國邏輯史研究，是“以西方傳統邏輯的理論、概念和體系為模式去解釋和重構墨家辯學”。這一點，也就表明了此種研究的實質是西方傳統邏輯的中國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