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于適應大學生活的標志，就是我終于習慣每周五晚上乘地鐵回家，盡管這聽起來很荒謬，但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22站的路程漫長而又無聊，地鐵停站時，我會從手機里拔出眼睛，盯著進進出出的乘客仔細地瞧，每站如此，每次也是如此。我向來不愿意在不感興趣的事情上多花時間，我會這樣做完全是因為，觀察這實在太有意思了。

　　當里外兩扇門伴隨著警示燈響起緩緩打開，最先迫不及待動作起來的往往是地鐵外的人，他們一腳踏進車廂，視線立刻像探測儀一樣開始搜索，目光所及處一發現有空閑的座位，便快步沖上前去，目標精準，下手狠辣，坐下之后長舒一口氣，仿佛一場戰役告終——這是“保守派”。而我定義的所謂“激進派”的那一幫人，他們的行為更具有攻擊性和突破性，不僅率先行動，還會本能地撥開所有擋住自己路和擠著自己的人——管他往哪個方向撥，只要不礙事了愛去哪里去哪里。他們發現目標后的反應極其敏捷，幾乎是小跑著地沖向座位，一點也不在意沖過來的一路上踢翻了多少行李袋，踩到了多少腳尖腳后跟，撞倒了多少沒站穩的人。他們安穩就坐后，把不在意毫不掩飾地表現在臉上，我喜歡把那種表情叫做：“勝利者式驕傲”。而最有意思的事情莫過于當“保守派”遇見“激進派”，這樣的景象時常出現在客流量頗大的站點。他們竟然出乎意料的首先統一了戰線，一致懟回下車的人，然后才開始分兩派站隊。根據我的觀察，每一個“保守派”都是成為“激進派”的潛力股，只可憐那些不爭不搶跟在隊伍末的人了，要么被急切的上車人插隊，要么被憤怒的下車人推搡得更遠。等再有機會靠近地鐵門時，警示燈響起，門在眼前緩緩關閉。

　　我看加繆的《局外人》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個時候還沒有上大學，沒有接觸社會，只坐在家里的小汽車里，從家到學校，從學校回家如此兩點一線地跑著。再次拿起《局外人》這本書，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句話：“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為什么會記得這句話呢，因為它荒謬得讓我不敢置信，違背常理，違背我從小被灌輸理解的道德觀。順著開篇的這句話接著往下讀，我愈發覺得字里行間甚至書縫里都透著荒謬，主人公默爾索的形象冷漠進了骨子里，罔顧道德和情感要求，罔顧社會的眼光，罔顧宗教規則。他之所以會被當作一個怪人對待，就是由他完完全全自我的、封閉的、脫離社會的局外人性格導致，這是這本書顯而易見表現出來的信息，所以最后默爾索被眾人言語討伐直至判處死罪的結局，也可以理解為是他咎由自取。但如果僅僅只是這樣，我就不會從這本書里讀到悲哀。

　　在母親的葬禮上不掉一滴眼淚，冷眼旁觀前來為母親吊喪人的悲傷，葬禮第二天就與女人歡愉……這樣的默爾索形象理應是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的，事實上，讓我對表象塑造的默爾索形象發生改觀的是一段話:“很久以來，我第一次想起了媽媽。我似乎理解了她為什么要在晚年找一個未婚夫?為什么又玩起了重新開始的游戲。那邊，那邊也一樣，在一個生命凄然去世的養老院的周圍，讀書筆記.夜晚就像一個令人感傷的間隙。如此接近死亡，媽媽一定感受到了解脫，因而準備再重新過一遍。任何人，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再哭她。”這似乎是一種平靜面對死亡的態度，沒有很多悲傷，反而充滿了思考和理智。我們今天社會中常常會用“理科男”“理科女”來形容某些理性思維大過感性思維的人，說的時候總包含些對這類人缺乏情感的鄙夷和不認同。我們都說人是有情感的高級動物，而談及悲傷、痛苦這類情緒時，我們的第一反應就是靠眼淚來表達，這也是為什么默爾索在葬禮上不哭的這一行為日后會受到那么多人詬病的原因。但我們難道要因為哭是大多數人在葬禮上的反應，就要把哭定為評價一個人是否真愛逝去的人、是否真正悲傷的唯一標準嗎？在中國漢族、土家族、藏族、彝族、壯族、撒拉族等民族，有些一直保留著哭嫁的傳統婚姻習俗，從新娘出嫁的前半個月，甚至前三個月哭嫁就已經展開了，這一民俗頗有歷史淵源，出嫁時姑娘不哭不僅會被認為不吉利，還會受到輿論的譴責。但放在今天改革開放40年的中國，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已經廢除了這一封建習俗，只在少數邊遠地區依舊存在。在我們一向倡導重視少數民族文化和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面對傳統文化這一背景下，哭嫁的習俗的消逝是不是可以向我們證明些什么。

　　換個角度試想一下：

　　假如默爾索真的逼著自己在葬禮上哭出來了，最后死罪的結局就可以被避免了嗎？在我看來并不是這樣。默爾索生活的社會是一座被既定道德約束、被宗教思想纏繞的城市，他周圍的人們都不假思索地順從著陳規，用盡各種“社會人”的手段讓自己更好地生活在這里，但默爾索的格格不入不僅體現在了他對感情的冷漠和對規則的漠視，還表現在了他對待某些問題時堅持本我的態度上。當他女朋友問他是否愛她，他的回答是:“如果一定要說的話，我大概是不愛”，當被問及愿不愿意結婚，他回答:“怎么樣都行”，“如果她想，我們可以結婚”。當他的律師問他是否可以回答說他那天控制住了感情所以沒有哭，他回答說不能，“因為這是假話。”這種態度，往好了說叫做耿直真誠，不用謊言當做遮掩本心的工具，但是這就好像是iPhone的前置自拍攝像頭，一直以高清、高還原度標榜自己，問題是自拍的時候誰想要還原真我了呢？誰不希望一打開自拍攝像頭，屏幕里出現的是一個白皙美麗的自己？這個社會就是這樣，盡管我們對某些謊言心知肚明，但總是自欺欺人地告訴自己——這就是真的。換個角度說，這個社會需要奉承和謊言，但默爾索顯然不諳此道。他最后的悲劇是他的性格與社會強烈沖撞后的必然結果，加繆用最荒誕的表達方式向我們放大了這一悲劇，向我們展現了一個被世俗和偽道德綁架的社會有多么的荒謬可怕。

　　而對待社會規則的正確態度是什么？

　　在我看來，就是從心出發，用正確的三觀進行自我的判斷。前幾年“中國式過馬路”盛行，事實上不是說大多數人走的路就一定是正確的光明大道，也不是大多數人恪守不變的規則就一定是真理。康德在文藝復興時期提出“理性至上，獨立思考”的主張，而始終保持一顆善于獨立思考心在當今這個紛亂的社會卻是一件非常珍貴的事情。回到文章最開始的地鐵觀察，無論是“保守派”還是“激進派”，難道最荒謬的不是我們地鐵“先下后上”的規則嗎？因為第一個人開始埋頭擠進地鐵，于是后面的人也開始不管不顧地向車廂內鉆，那么想要下車的人怎么辦呢？雙方在地鐵門口僵持不下，結局只能是兩敗俱傷，既費時又勞神勞力。那些“保守派”和“激進派”大概是沒有仔細思考過他們的行為不會給任何一方帶來好處，只是盲目跟隨著第一個人的腳步；抑或是被空座位誘惑得理智全無，喪失了獨立判斷的能力，不管是哪一種情況，都不是正確對待規則的態度。

　　人們對于善惡總是有一套程式化的設定。還是說我最熟悉的地鐵車廂，一位上了年紀的長者走進車廂，因四下無座所以選擇了扶著一根欄桿站立，這個時候車廂內絕大多數人都在埋頭玩手機，只有一位年輕的小伙子站起來給這位長者讓了座——這是地鐵車廂內很常見的事情。而之前網絡上吵的沸沸揚揚地到底該不該給老年人讓座似乎并沒有在實際生活中有多么明顯的體現——大部分年輕人在看到年老的長者站著的時候依舊會選擇讓座。關鍵問題在于，讓與不讓的答案在人心。我們不能說起身讓座的人一定是善良的，不讓座的人一定是邪惡的，所謂公道自在人心，那就是要求我們自己用價值觀衡量自己的行為，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而不是去要求別人和自己一樣，更不是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塞給別人去執行。

　　默爾索是加繆筆下反宗教，反道德綁架最極端的典型，我們無法也不必像他那樣得置身事外。保持一顆清醒的頭腦參與到社會事務中來，會是我們最明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