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史稱韓非子。東周戰國末期韓國人。生活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80-233年之間。他本是一名韓國貴公子，自幼從師于荀卿，研習“刑名法術”之學。為人口吃，不善說道。他看到當時的韓國貧弱，曾多次致書韓王，陳述富民強國之道，但沒有被采納。他“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悲廉直之士不容于邪枉之人，觀往者得失之變”，(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韓非子》中的許多寓言故事，千百年來流傳不衰。“矛與盾”(《難一》)、“守株待兔”(《五蠹》)、“買櫝還珠”(《外儲說上》)等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經典名篇。《韓非子》寓言故事之所以能歷久彌新、廣為流傳與其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獨立性、現實性和寓言群特性”藝術特點密不可分。
其一，《韓非子》寓言故事具有豐富的思想性，其表現出的哲學智慧，是韓非寓言思想深度的反映。
可以說，寓言故事是設喻說理的寄托平臺。韓非的寓言常蘊含著深刻明切的哲理 ，他可以從常見的生活現象來推演出重大的道理。成語“自相矛盾”出自寓言 “鬻矛與盾”(《難一•難勢》)，是韓非矛盾學說的寓言體現，用邏輯學的話說，兩個相互否定的命題是不能同時成立的，二者不能為真。韓非對于邏輯性有著嚴密的要求，雖然韓非的主觀意圖是說明法治與禮治的根本對立，著意批判儒家宣揚的禮治思想，為法治戰勝禮治制造理論根據，但它確實客觀地揭示了當時儒法兩種思想根本對立的現實。 此外，韓非的寓言故事還體現出樸素辯證法思想。盡管《韓非子》中有過分強調對立、斗爭絕對化的意識傾向，但對矛盾的轉化條件，也作了辯證的解釋。他還以水火為例，說明矛盾轉化的條件性。水本來是能夠克火的，但若把水盛在鍋里，火就可以反過來克水，把水燒干，這是因為條件不同的緣故。他也用樸素辯證法來解釋歷史現象，形成他的進步歷史觀。他認為時代在變遷，社會在發展，因循守舊、復古倒退是沒有出路的。他用耳熟能詳的“守株待兔”這個寓言故事，猛烈抨擊頑固守舊的陳腐思想，為推行他的革新變法主張尋找理論根據。但韓非的歷史觀也有不少缺陷，本質上還是唯心主義的。
其二，《韓非子》寓言故事具有明顯的獨立性。
韓非寓言故事具有獨立性，并帶有諷刺或勸誡的性質。寓言在《戰國策》、《孟子》等諸子散文或歷史散文中還只是偶一用之，在《莊子》中雖連篇累牘，但都為闡明一個中心思想，寓言仍只是議論說理文的一部分,充當說理論辯的一種手段或敘事的一部分，而非獨立的文學體裁。到了韓非手里,才開始有意識地系統收集、整理、創作寓言，并將它們分門別類，輯為各種形式的寓言故事集。如《 內外儲說 》、《說林上下》即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寓言故事集。韓非寓言故事形象生動，性格鮮明，細節豐富，顯示出高超的文學技巧。 自從寓言成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就顯出別具一格的文學意味。著名的“和氏獻璧”故事，曲折感人;“造父御馬”則描繪出造父是專政制度最佳辯護的人物形象;“鄭袖劓美人鼻”，寫出鄭袖工于心計，巧言令色，口蜜腹劍，手段毒辣，故事情節曲折，宛如一篇短篇小說，而且人物形象鮮明。筆者認為：“韓非子寓言故事集的一個最明顯特征，就是比較全面而系統的反映了韓非子的歷史觀、社會觀、文藝觀以及方法論和認識論。
其三，《韓非子》寓言故事具有鮮明的現實性。
《韓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歷史事跡和現實，很少擬人化的動物故事和神話幻想故事，也沒有超越現實的虛幻境界和人物。《韓非子》的'寓言故事形象化地體現了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對社會人生的深刻認識。他受莊子等諸子前輩的影響，取材方面來源于現實歷史，讓歷史人物說話，改變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使之反映自己的思想觀點。如孔子的形象在《韓非子》中改變了一貫的儒者面目。如《韓非子•內儲說上》主張釋賞行罰的孔子，是一個冷峻的法家形象。而取材于現實社會和民間故事的寓言，更是韓非對社會現象深入仔細觀察后提煉出的，如“鄭人買履”、“郢書燕說”(《外儲說左上》)等都具有諷喻現實的意味。 題材的平實并不意味著韓非寓言故事在藝術上的平淡，相反，作品構思精巧，描寫大膽，語言幽默，于平實中見奇妙，具有耐人尋味、警策世人的藝術效果。如《外儲說左上》“棘刺母猴”，故事情節波瀾起伏，跌宕生姿。三個人物各側重其性格的一端，燕王的昏庸，衛人的狡猾，冶者的聰明，都表現得單純鮮明，生動逼真。韓非利用寓言故事對當時社會的種種丑惡愚昧現象進行揭露和批判，入木三分，淋漓痛快。又如“夫妻禱者”，寫在金錢的驅使下夫妻各懷異心;“衛人嫁子”寫衛人千方百計聚斂財富，連女兒的愛情幸福也成了犧牲品。這都體現了作品幽默冷雋、針砭時弊的藝術特點。
其四，《韓非子》的寓言故事還有一定的邏輯性。
如《說林上》“有獻不死之藥于荊王者”，《內儲說下》“晉文公宰人上炙而發繞之”等篇，主人公通過機智巧妙的爭辯，化險為夷，轉危為安。故事情節跌巖起伏，富于戲劇性，這些故事與《韓非子》其它那些邏輯周密的駁論、論證文很是相似，有異曲同工之妙。
其五，寓言群”形式是《韓非子》寓言故事的又一特性。
如《內儲說上》的論述中心是“七術”，即國君用嚴刑峻法和各種權術來駕馭群臣的七種手段，為此韓非用了四十九個寓言故事來曉喻“七術”的內容。《內儲說下》的中心是“六微”，即國君統治必須了解洞察的六種隱微難見的事端，也用了五十個寓言故事。這些寓言故事集的出現，說明寓言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已開始脫離散文母體，取得了獨立存在的形式。韓非子是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言人，他繼承了商鞅的“明法”，申不害的“任術”和申到的“乘勢”理論，將三者有機的結合起來，為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理論基礎。他收集、整理和創作寓言是為宣傳他的法制思想服務的，體現了其法家的思想。在《外儲說》四篇中，使用寓言一百一十多個，從二十個方面宣揚了封建專制的法制和權術，成為中外寓言史上罕見的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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