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借我一生》內容簡介】

　　《借我一生》是余秋雨對中國文化界的“告別之作”，涉及他和他的家族諸多不為人知的經歷，還描繪了記憶中文革時“大揭發”、“大批判”的整人模式……從前輩到自己，作者以平實、真實的記憶組成一部文學作品。“我歷來不贊成處于創造過程中的藝術家太激動，但寫這本書，常常淚流不止。”

　　《借我一生》是秋雨先生的生命之旅， 是他蔑視災難、不斷突破的精神歷程，是以散文筆調貫通成的一部家族史詩。他獨創的文體交糅了體驗與論述、激情與冷靜、宏觀與細節等諸多對立性因素，呈現全方位的表現力度。

　　【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鄉讀完小學后到上海讀中學和大學，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內外出版過史論專著多部，曾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榮譽稱號。做過幾年學院院長，辭職后潛心寫作，在繁多的頭銜中比較重視上海市寫作學會一職，因為這個學會由全上海各大學的寫作教授們組成，專門研究“寫作”究竟是怎么回事。

　　【余秋雨《借我一生》精彩書摘】

　　我的父親余學文先生，于今天中午去世。

　　在上海同濟醫院的二號搶救病房，我用手托著他的下巴。他已經停止呼吸，神色平靜卻張大了嘴。好像最后還有什么話要說，卻突然被整個兒取消了說話的權利。

　　醫生說，托著，時間長一點，就會慢慢閉合。

　　那么，什么也不用說了，爸爸。閉合吧。

　　閉合并不容易，一松手又張開了。爸爸是有脾氣的，但在我面前從不固執，只不過現在他已經看不見了，不知道托他下巴的是我的手。他無法通過觸覺感知我。觸覺。突然想起，我幾乎從來沒有與爸爸有肌膚上的接觸。

　　小時候我跟著媽媽和祖母在鄉下，他在上海工作，偶爾回鄉一次，幾乎沒有抱過我。不是他不想抱，而是過于疼愛我的祖母和母親擔心他抱不好。

　　等我長大，與各種朋友見面時會握手，但與爸爸相見卻不會。我叫他一聲，笑笑，他應一聲，也笑笑。

　　后來他行動不便了，走路時我會攙扶他，挽著他的胳膊，卻也不會碰到他的手。他這次走得干脆，沒有留下讓我們給他洗澡、洗臉的機會。

　　那么，只有今天，當他的生命已經停止，我才真正接觸到他，他的毛茬茬的還沒有冷卻的下巴。

　　爸爸的嘴漸漸閉合了。到今天我才那么仔細地看清，他牙齒潔白，沒有一顆缺損。八十多歲能這樣，讓人驚訝，其實原因很簡單，他畢生不抽煙，不喝茶，由于長年的糖尿病又不吃甜食不喝酒。

　　那就更應該閉合了，爸爸，閉住你一口的潔白和干凈。

2

　　大家都在默默流淚。

　　連媽媽也只是捂著嘴在病床邊吞聲哭泣，肩膀抽搐著。她知道這是醫院，隔壁還有病人在搶救，這兒的哭聲會影響那些病人。對于親人的離去，余家并不陌生。

　　本來祖父祖母生了十個孩子，祖父是上海一家著名民族企業的高級職員，薪俸優厚，養得起。但那年月的防病治病水平實在太低，先病死了三個，后來祖父自己也去世了，留下七個孩子給祖母。一個沒有工作的婦女在完全斷絕經濟來源的情況下要養活七個孩子是不可想象的，幾乎所有的人都勸祖母送掉幾個。祖母斷然拒絕，說了一句正巧與一部當代電影的片名一樣的話“一個也不能少。”

　　祖母懂得，那么多孩子，在培養上只能抓重點，大伯伯死后她看中了最小的兒子，我的叔叔余志士，作為重點培養對象。于是，她安排所有的孩子輟學做童工，大家合力讓叔叔繼續讀書，至少讀到高中畢業。

　　然而，還是喪事不斷。她想攥住每一個孩子，卻不得不一個個放手，攥住和放手間的母親的心，無法度量。直到晚年，她呼叫我們眾孫子的名字時常常失口，叫了—個她的死去了的孩子的小名，看我們發傻，她立即更改，更改出來的又是另一個死去了的孩子的小名，一換好幾個，一群她沒能攥住的骨肉，我們無緣謀面的長輩。

　　最后她才叫對我們的名字，叫得很輕，說聲“你看我”，便兩眼發直，很久很久。

　　請讀片斷

　　歷史，雖有莊嚴的面容，卻很難抵拒假裝學問的臆想、冒稱嚴謹的偷換、貌似公平的掩飾、形同證據的偽造。它因人們的輕信而成為輿論，因時間的易逝而難以辯駁，因文痞的無恥而延續謬誤，因學者的怯懦而知錯不糾。結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會進程中的一些最關鍵的隱秘。

　　尤其是歷史轉折時期的隱秘，更其復雜。這是一個最容易被人們忘記的時期，因為不管用轉折前還是轉折后的坐標都無法讀解它，而無法讀解就無法記錄。

　　歷史的轉折處大多并不美麗，就像河道的彎口上常常匯聚著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麗的轉折一定是修飾的結果，而修飾往往是歷史的改寫。

　　我生有幸，經歷了好幾個歷史轉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這兩年。

　　車部長同意我的意見，動員我擔任寫作組系統文藝組的清查召集人。

　　不高的個子，花白的頭發，渾身的精力，車部長一見面便稱贊我那篇談魯迅佚文的論文。我說，原文會更好一點，被人改了。他說，在那種形勢下還寫學術論文，是一種勇敢。

　　談話剛開始就被電話一次次打斷，后來他干脆把我從會客室拉進辦公室，在他接電話的空隙中交談。一聽就知道，電話多數是新任上海市委的書記蘇振華本人打來的，這天他倆在反復通報著一些正在從北京調入的高層干部的情況。

　　從交談中得知，他對我在“文革”的十年中的經歷了如指掌，并備加贊許。是誰告訴他的呢？我好奇地詢問，他神秘地說：“我有多頭情報。”

　　我首先猜測是海軍方面。由于老朋友張攻非的關系，我在災難中結識了一些海軍高級官員，就連后來擔任過全國海軍參謀長的安立群將軍，那年月也總是把吉普車停在我們秘密聚會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條陋巷口，與我們一次次討論著在風聲鶴唳的寒冬間的行為選擇。而車部長，正是來自海軍。當然，“情報”也可能來自我所在學院里的一些高干的子弟，也可能出自車部長他們接管上海幾個月來的調查。

　　他這天找我，是問我對上海宣傳文化系統清查運動的意見。

　　我說：“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運動？”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會兒，終于點了點頭，說：“我大致懂你的意思，但運動看來是免不了的了。”

　　我說：“那就要請您緊緊掌舵，不要放過真兇首惡、重大事件，但必須警惕有人胡亂指控、顛倒輕重。我已看到大量讓人擔心的跡象。我們國家有一批永恒的運動積極分子。”

　　車部長同意我的意見，動員我擔任寫作組系統文藝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負責向我所在的學院打招呼。

　　我說我不想擔任任何職務。

　　他說，這算什么職務呀，很快就完成了。今后擔任什么，我們從長計議。

　　我怕再推下去他會笑我把小差事當作了大職務，就不再吱聲。

　　最后握別時他問：“你的名字是筆名嗎？”

　　“不，真名。我從來不用筆名寫作。”

　　“誰取的？那么有詩意？”

　　“不識字的祖母。”

　　他們給市政府分管工業的領導人寫信，說說車間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報告”？

　　半個月后，我接到通知：暫停文藝組清查召集人的職務一段時間，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說清楚。

　　一個姓王的材料組成員悄悄告訴我：“車部長說了，你在‘文革’的十年間表現良好，這封信如果真有什么問題，說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但是，要說清楚這封神秘的信，實在不容易。

　　一開始他們就告訴我了：我的這封信，是寫給一個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說，有“打小報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當時一個老干部馬天水的秘書，這我聽說過，但我根本不認識他，連名字的這幾個字是不是這樣寫也不清楚，怎么會給他寫信呢？

　　材料組的人見我想了好些天也沒有想起來，終于決定提醒：“那封信，是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來了，而且全部想起來了。

　　這個名字，把我帶到了“文革”中在農場勞動的艱辛歲月。

　　我前面說過，那年我帶領伙伴們用身體填堵決口，最后被拉上堤岸時全身已經凍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著一個身體極弱又患眼疾的病號，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見狀，立即把我們一個個按在床上，端著水來挨個兒擦身，擦完身，他又用雙手狠命地搓我們的四肢，搓完這個搓那個，忙來顛去，直到我們一個個睡著。

　　從農場回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幾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廠工作。有一天他摸著墻壁找到我家，把我嚇了一跳，連忙攙扶住他，問他有什么事要我幫忙。他說：“你有沒有辦法通過任何一家報社，轉一封我們車間工人的集體簽名信，給上海分管工業的老干部馬天水？”

　　我問信中說什么事，他說主要是不滿意他們的車間主任。

　　我說報社信函太多，容易遺失，還不如從郵局直接寄。我聽說過這位老干部的一個秘書名字，就寄給他，試試看。他說好，就把那封集體簽名信摸了出來。我一摸，覺得信寫得太長了，建議由他簡述幾句信的內容，由我記錄并加上自己的簽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對他的幫助。

　　這事不到五分鐘就做好了，我就扶著他，找附近的一個郵局寄走，然后送他上車。

　　材料組的人聽我說完，點了點頭，表示事情的經過與他們已經去找過的沈立民的敘述完全一致，但又補充說：“問題是馬天水真的收到了這封信，還作過批示。現在他出了問題，這事也就成了事兒了。”

　　“但無論如何，這是車間工人的集體簽名信啊！”我說，“他們給市政府分管工業的領導人寫信，說說車間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報告’？他們前幾年怎么知道馬天水后來會犯錯誤？”

　　材料組的人說：“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總算過去了。這件事，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瞎子摸象”這個成語的含義，到時候還要與車部長辯論一番。

　　我猜，車部長知道真相后一定會哈哈大笑，然后問我：“你說，那位失明的殘疾人是摸著墻找到你家的？”

　　我點頭。

　　于是他調侃自己：“那就對了，他是瞎子摸墻，我是瞎子摸象！”

　　誰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預想。在這樣的政治運動中，一個人只要有一個小小的疑點被審查，立即就會引來大量的揭發信。這就是政治運動中的所謂“黑子爆炸”效應。

　　一個月后，我被通知：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說清楚。

　　我要深深的感謝馮崗先生，他以違反清查紀律的方式，“啟發”出了我“議論”毛澤東主席的兩句話

　　我見不到車部長了。出現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馮崗先生。

　　馮崗先生是一位資深的文化官員，上海老一代新聞界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領導部門找我談話。

　　我以前沒見過他，卻早就知道他，因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學馮慧的爸爸。聽說在“文革”中也受過很多苦，后來也進入了寫作組系統。清查運動開始以后，寫作組系統中像馮崗先生這樣的老干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領導成員。他們手下有一批“骨干”和“積極分子”，實權在那些人手里。

　　馮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經常被審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見我的第一眼就充滿了同情。

　　握完手之后，他又把另一只手合過來，捧著我的手好一會兒，這是他不出聲地表達同情和關愛的辦法。他在請我落座前又親自將那把本來已經擺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著我的肩膀讓我坐下，然后又給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才長時間地盯著我，輕聲問一句：“弄清楚了沒有，怎么被審查了？”

　　“總不會還是那封信吧！”我說。

　　“你啊！”他說了聲，搖搖頭，不再說話。

　　看得出，他在猶豫，要不要今天就“啟發”我。

　　也看得出，他終于下了決心。

　　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頓了頓，問：“你，有沒有——防擴散的言論？”

　　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謂“防擴散言論”是指議論毛澤東主席的言論。這種言論一旦有人揭發就嚴封密裹，連一般專案人員也不可偷看，哪個負責人看到了更是嚴禁復述，如果復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擴散”。這種案件的麻煩就在于不可復述，很多人被關押審查了十年，人們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說了什么話。

　　我的腦中轟然一聲，自知陷入了一個黑洞。

　　我在這方面自然說過一些話，但哪幾句被揭發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謝馮崗先生，他以違反清查紀律的方式，“啟發”出了我“議論”毛澤東主席的兩句話。

　　馮崗先生還建議，把產生這兩句話的思想過程寫一下，有個“緩沖”。我照他的意思，寫了一份思想匯報。

　　從此，從車部長開始，上海宣傳文化系統一次次清查工作動員報告中，都有了一項“有人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法。開始我還以為是在說別人，有一次報告正說到這里，遇到了馮崗先生閃電般投來的目光，我一怔，心想這就是說我了。馮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觀察我是否經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據報道，前不久有的省還在處決“反對毛主席”的人。我有點擔憂了，便向清查組提出，那份思想匯報記憶有誤，需要補充修改。修改時，我把“毛主席對‘文革’錯誤應負很大的責任”改成了“應負相當的責任”，以為“相當”有彈性，定案會輕一點。但正是這個改動，又使我成了清查運動中“態度不好”的典型。

　　“其實我是隨口說，哪里記得是說了‘很大’還是‘相當’。那個揭發的人，就能保證？”我對馮崗先生抱怨。

　　“那你一開始就交代‘相當’，不就好了嗎？”馮崗先生說。

　　“一開始的交代是你啟發出來的啊！”我說。

　　“這你可千萬不能說出去，”馮崗先生緊張了，“哪兒也不要說，隔墻有耳。”

　　我說：“你是我的長輩，你說，毛主席對‘文革’錯誤難道不應該負很大責任？”

　　“這些只能心里想想，不能說出口。”馮崗先生說。

　　“那么，你估計，他們會給我定個什么罪？”我問。

　　“這要看中央今后有沒有新提法。憑我的經驗，不太樂觀，你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你的另一句話倒是可以辯解的，辯掉一點好一點。”他說得非常知心。

　　他所說的“另一句話”，也是由一個人揭發，又由他幫我“啟發”出來的，就是我曾在一個場合上說：“毛主席去世的時候我沒有流淚，更多的是思考。”這也被上綱為“反對毛主席”。

　　“怎么辯解？”我問。

　　“你可以辯解，說我在思考中國沒有了毛主席，該怎么辦。”他說。

　　我感激地點點頭。不是感激他的主意，而是感激他的好意。

　　每次談話，我總是要在他面前大罵那個揭發者，邊罵邊觀察他的表情，借以來判斷揭發者是不是我心中猜測的人。他只是不斷重復：“遇人不淑啊！遇人不淑啊！”

　　直到二十幾年后，這個名字還在報紙上頻頻招惹我

　　終于有一天，馮崗先生把我找去，不關門，一邊故意大聲地說：“你也太驕傲了，連這樣的報告也不聽！”一邊用手推給我一張紙條：

　　同志：

　　昨天下午的毛選五卷輔導報告和學習動員大會，余秋雨中途離場，到結束還沒有返回，整個過程都沒有請假。他的這種態度，與他平時的一系列言論直接有關，我建議進行嚴肅的教育。

　　紙條下端，是一個署名。我一看，果然是他。直到二十幾年后這個名字還在報紙上頻頻招惹我，我一直不理，只因為不想從我的筆端寫出那三個字。

　　當時，馮崗先生像是不經意地點了點那個署名，又用手指彈了三下。署名下面的日期，是幾個月前的，那正是我被宣布“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說清楚”的時候。

　　馮崗先生說：“驕傲很害人。軍人作報告，知識分子中途離場，能不發火？你是兩項揭發并發，才出了問題。”

　　這下我憤怒了。那天下午的事我還記得，聽報告時我右邊坐著華東師范大學的一位陳先生，不知怎么他突然吐血，我和一位叫奚啟新的年輕人一起把他扶了出來，本來要送醫院，陳先生說這是老毛病，家里有止血藥，我們兩人就相扶相持把他送回了家。那時還沒有出租汽車，換了兩路公共汽車才到他家，趕不回來聽報告了。讓我氣憤的是，那個寫紙條的人就在邊上，完全知道我們為什么中途離場。

　　由此，我也大致推測到了他突然被重用的原因。

　　本來在“文革”中，憑他與編寫大學教材毫不相干的奇怪身份，憑他與上海幾個工人造反司令的接觸，我一直懷疑他在教材編寫組中擔負著某種耳目的角色。后來批鄧前夕我稱病回鄉，在去十六鋪碼頭的公共汽車上也見到過他的身影，便立即遮臉，只怕他看到后揭發我沒有病容，是故意逃避。真想不到時至今日，白云蒼狗，斗轉星移，揭發的還是他。

　　我對馮崗先生說：“你終究會明白，他是什么樣的人。”

　　馮崗先生平靜地答道：“你幾歲？我幾歲？”

　　清查組在我的問題上，不知該如何收場，只是談話的口氣變得越來越溫和。

　　歷史，終于走上了正路。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兩個凡是”結束了，“文革”終于被徹底否定了。

　　清查組在我的問題上不知該如何收場，只是談話的口氣變得越來越溫和。“攻擊毛主席”改成了“議論毛主席”，不久又改成了“有錯誤言論”，過幾天又改成“說過幾句不妥當的話”，后來干脆不提了，只說大家都有問題，讓我“反思一下自己的其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