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終貫穿著一條鮮明的主線,那就是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問,與其他一些所謂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秋雨的作品更透著幾絲靈性與活潑,盡管表達的內容是濃重的。余秋雨利用他淵博的歷史知識,豐厚的文化功底,將歷史與文化契合,將歷史寫活、展現,引起讀者反思、追問,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的作品已滲透了文人的憂患意識和良知,這點也許是最重要的。
余秋雨的歷史文化大散文一直備受追捧。不過,他直言從來不為流行和暢銷而寫,“我們應該守住最經典的文化,不被潮流左右,我對自己比較滿意的就是,沒有一篇是為了流行和暢銷而寫的。我覺得讀者真的很識貨,謝謝你們追隨我的腳步走了這么多年,得到讀者的認可是寫作人的幸福。”
新報:你是怎么把嚴肅的文化思考寫得那么生動的?
余秋雨:德國是哲學水平很高的國家,但是不止一個德國專家跟我講:明明已經學會了中文,但是非常奇怪,中國的文史研究論文為什么這么難讀?我很早就擺脫了這個毛病,好多人認為我的學術論文已經靠近散文邊緣,這要感謝我的三段閱讀經歷,第一是大師之書,第二是行政之書,第三是大地之書。“文革”后期,國家需要編教材,我得以進入上海戲劇學院外文書庫,接觸了很多學術論文寫得像散文的大師,比如康德、黑格爾、歌德、席勒、尼采,這些人對我影響太大了,他們的思想非常深刻,書也非常好讀,就是用充沛的感情沖擊讀者的思維和感官,讀了他們的文章就會激動興奮起來。關于伏爾泰有一句評價是,“伏爾泰先生的每一句話整個法蘭西都聽懂了”,這句話對我影響很大。為什么我們大學里很多人的學術論文連他的學生和同事都看不懂?我講話、寫作,永遠向這些大師學習,所以,我的散文盡管課題非常嚴肅,但是文字努力帶有感情。后來我成了當時中國最年輕的高校校長,除了管學術還要管住房、財政、衛生,甚至計劃生育,6年行政工作相當于我閱讀的第二本書,這本書讓我永遠講人話、講這塊土地聽得懂的話。第三本書就是大地之書,辭職后,我走遍中國和世界體驗考察,李白走過的地方,屈原流浪的地方……當初《文化苦旅》就是這樣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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