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終貫穿著一條鮮明的主線，那就是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問，與其他一些所謂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秋雨的作品更透著幾絲靈性與活潑，盡管表達的內(nèi)容是濃重的。余秋雨利用他淵博的歷史知識，豐厚的文化功底，將歷史與文化契合，將歷史寫活、展現(xiàn)，引起讀者反思、追問，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的作品已滲透了文人的憂患意識和良知，這點也許是最重要的。

　　余秋雨的歷史文化大散文一直備受追捧。不過,他直言從來不為流行和暢銷而寫，“我們應(yīng)該守住最經(jīng)典的文化，不被潮流左右，我對自己比較滿意的就是，沒有一篇是為了流行和暢銷而寫的。我覺得讀者真的很識貨，謝謝你們追隨我的腳步走了這么多年，得到讀者的認可是寫作人的幸福。”

　　新報：你是怎么把嚴肅的文化思考寫得那么生動的?

　　余秋雨：德國是哲學水平很高的國家，但是不止一個德國專家跟我講：明明已經(jīng)學會了中文，但是非常奇怪，中國的文史研究論文為什么這么難讀?我很早就擺脫了這個毛病，好多人認為我的學術(shù)論文已經(jīng)靠近散文邊緣，這要感謝我的三段閱讀經(jīng)歷，第一是大師之書，第二是行政之書，第三是大地之書。“文革”后期，國家需要編教材，我得以進入上海戲劇學院外文書庫，接觸了很多學術(shù)論文寫得像散文的大師，比如康德、黑格爾、歌德、席勒、尼采，這些人對我影響太大了，他們的思想非常深刻，書也非常好讀，就是用充沛的感情沖擊讀者的思維和感官，讀了他們的文章就會激動興奮起來。關(guān)于伏爾泰有一句評價是，“伏爾泰先生的每一句話整個法蘭西都聽懂了”，這句話對我影響很大。為什么我們大學里很多人的學術(shù)論文連他的學生和同事都看不懂?我講話、寫作，永遠向這些大師學習，所以，我的散文盡管課題非常嚴肅，但是文字努力帶有感情。后來我成了當時中國最年輕的高校校長，除了管學術(shù)還要管住房、財政、衛(wèi)生，甚至計劃生育，6年行政工作相當于我閱讀的第二本書，這本書讓我永遠講人話、講這塊土地聽得懂的話。第三本書就是大地之書，辭職后，我走遍中國和世界體驗考察，李白走過的地方，屈原流浪的地方……當初《文化苦旅》就是這樣誕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