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志摩是中國現代著名詩人。由于種種原因，在對他的詩歌評價上卻有很大的反差，其根本點就在丁對徐志摩詩“淺’的認識上。有人把“淺’作為徐詩的局限性在評述中作人為的掩飾、以提高徐詩的地位二有人則把“淺”作為批評徐詩的主要依據。從而否定徐詩的價值本文認為、“淺”既包含了徐詩的不足。同時也顯示出徐詩的個性，離開了淺，徐詩就失去了它的獨特風格：

　　關健詞：徐志摩 詩 “淺” 藝術魅力

　　前一段時間，關于徐志摩的評論很是火爆了一陣。時至今日雖然冷卻下來，但仍不時有人著文繼續對徐志摩的創作進行探討和評論。這一文化現象，對于重新客觀地認定因誤解而被埋沒的詩人徐志摩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無疑是可喜的。然而有關評章有一個基本傾向，即對藝術成就的肯定是共同的。而對思想性的判斷則多有爭議，其爭議的原因幾乎都與徐志摩詩中的‘“淺”發生直接的或間接的聯系：肯定徐志摩詩思想價值的，將“淺”做掩飾性的說明，視為徐志摩詩思想局限性的表現；否定者則以。‘淺”作為批評徐志摩的詩的主要依據，進而對徐詩思想性作出不切合實際的否定。因而，怎樣認識徐志摩詩的“淺”這個客觀的存在，就成為如何確定徐詩整體價值的重要方面：作為中國資產階級詩人的代表，英國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對徐志摩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使他形成并確立了“愛、自由‘美”的理想，并設想在中國實現他的建立英國式的資產階級理想王國的夢。為此，他執著地從事著資產階級“馨香嬰兒”的創造。但當時的中國實在與他的理想相去太遠，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狀態，使他不但不能在中國推行他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甚至在強大封建勢力的包圍中，這種理想在自身的實驗也必然地以悲劇告終。中國現實對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排斥，使徐志摩只能生活在心造的幻象中。這種與現實游離的思想狀態，使他不可能對當時中國社會有全面的了解和深人的透視。內在矛盾以及它與現實社會存在著的各方面的矛盾，共同構成了一個復雜的矛盾組合。一方面豐富了徐志摩詩的內涵另一方面由于構成這些矛盾因素本身缺乏沖突的深刻性，也就導致了他詩歌內容的淺顯。這是徐志摩所屬階級性的必然。在以往的評論中，許多文章在沒有對其作品做具體分析之前。往往首先引述茅盾《徐志摩論》中那段著名的話“徐志摩是中國布爾喬亞的開山的詩人和末代詩人”。也就是說，首先認同、肯定他的階級屬性。緊接著卻是用無產階級的觀念來責備和批評由他特定階級屬性所必然導致的詩歌內容的“淺”。有人指責他沒有“給生活在‘黑暗王國’中的人們指出追求光明的道路，更不能起到推翻整個舊世界的作用。”一有些人則進一步批判他對無產階級文學的攻擊，說他“誣蔑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這種相互矛盾的評論無疑是對徐志摩新的誤解，如果在他的創作中能夠“給生活在‘黑暗王國’的人們指出追求光明的道路”能夠起到推翻整個舊世界的作用”。這里論者犯了一個批評的大忌，即用現代人的要求，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去評價過去時代的資產階級作家作品。是用無產階級的“深”去責怪徐志摩詩的。淺”，而丟開了批評者承認的并一再強調的詩人的階級屬性。

　　除了階級性導致徐志摩認識上的膚淺之外，詩人的個性化素質則強化了這種“淺”的表現。徐志摩曾不只一次地說他是一個感情化、情緒化的人。他自己曾說：他創作“惟一的靠傍是剎那間的靈通”。這就明示了他的創作是帶有鮮明的偶然性、盲目性和沖動性的。由此導致了他創作中有過的直率渲泄、主觀的獨抒性靈而缺乏冷靜剖析社會的理智。為詩是為人的反映，在社會生活中。這些作為他個性的特點也都有鮮明的表現二這一切既是徐志摩“淺”的基礎。也是其“淺”的必然。“淺”正是徐志摩作為詩人的思想與藝術個性的表現。

　　徐志摩深受西方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加上崇尚自然以及感情化、情緒化的個性和沖動性的創作，使他的詩在內容上具有清淡，抒情的特點，與此相對應，便形成了他飄逸的詩歌風格二徐志摩在《迎上前去》一文中說：他要的是“從筋骨里進出來，血液里激出來，性靈里跳出來，生命里蕩出來”的真純的思想。他在《海灘上種花》一文又解釋說：“這真純的思想乃是單純的浪漫的天真、而這是最永久、最有力量的東西，陽光燒不焦他，狂風吹不倒他，海水沖不了他，黑暗掩不住他。那真有的是永久的生命。這里闡釋的思想，實質上就是“布爾喬亞，，詩人的‘’單純信仰”。這種由對社會膚淺的和非本質甚至脫離于現實社會的實際內涵的認識所構成的“單純信仰”，其核心就是對人自身完善的追求，這種缺乏現實存在根據的理想。在與現實社會的沖突中就變成了超離人世、飄忽于神冥境界的游思了。陸小曼在《云游》的序文中所說的志摩詩“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忘卻人間有煙火味”，說的就是這個在現實生活中變形的。浮蕩于濃郁藝術氛圍中的“單純信仰”。也就是說，表現“單純信仰”甚至超過苦難現實的理想情感和理想境界的創造。是形成徐志摩詩的飄逸風格的根本原因，輕淡的思想只有用飄逸的風格來負載才最為合適，這一點。對于徐志摩這個對詩歌藝術有著深人研究的“技巧專家”當然是再清楚不過了。我們不能想象，如果徐志摩對于社會現象有著明確的、本質的認識，有著深刻的理性思辨能力，我們還能一睹那令人癡醉心迷的藝術風采嗎？飄逸的風格是難以負載沉重的思想的，而失去了飄逸風格，徐志摩便失去了有價值的存在。

　　說到風格，我們還有一點需要說明，在以往許多有關評章中。論者往往把徐志摩的某些詩和散文同他的死聯系在一起，由此得出徐志摩對自己死于空難是有預見的。特別是有些文章把《云游》視為詩人的隸語。說它更為具體地表述了“想飛”的欲念并透露出死的消息。我認為這種想象、推測和杜撰，是無益于徐志摩的研究的。徐志摩曾在散文《想飛》中說：“是人沒有不想飛的。老是在地面上爬著夠多煩。不說別的，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凌空去看一個明白—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權威，做人的交待。”這段話道出了徐志摩多以飛動意象詩的根本原因。“想飛”是他崇尚自然不受束縛的性格表現，是他對超脫情緒的反映，當然，這種題材的作品也是同徐志摩藝術追求相適應，在他的詩文中出現諸如《想飛》、《雪花的快樂》、《云游》等作品也是十分自然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表現他脫離現實丑惡的飄然欲飛的思想。因而，這種題材與風格之間是有內在聯系的。即；淺淡的思想形成徐志摩作品的飄逸風格。而這種飄逸的風格反過來又需要飛騰的思緒去支撐去完善。而這種飛騰的思緒與徐志摩因飛機失事遇難之間是沒有必然聯系的。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與徐志摩詩風格相近的不少。想飛，要到太空遨游的詩人也不罕見。卻為什么單只有徐志摩死于空難？我們承認徐志摩飄逸風格負載的思想是膚淺的，然而在與膚淺批評的對比中，它又是多么深刻！ 趙遐秋先生在《徐志摩傳》前的扉頁上，意味深長地引述了徐志摩散文《羅曼羅蘭》中的一段話：“一個偉大作者，如羅曼羅蘭或托爾斯泰，正象是一條大河，它那波瀾，它那曲折，它那氣象隨處不同。我們不能畫出它的一彎一角來代表它那全流。”然而這些徐志摩為了讓人們避免陷人片面的忠告，并沒有使他自己免受片面帶來的不公：模式化、定式化的評論使許多人只是在已有的結論中不斷地尋找新的證據。而不肯打破已有的結論框架對模糊與誤解作重新認定。正如藍隸之先生對徐志摩研究的總體評價那樣：“‘這些爭論并沒有取得多少積極的成果：這些爭論以相當簡單的方式，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對徐詩評價的高與低這個相當空泛的問題上：藍先生這種有膽有識客觀精到的見解十分恰當地道出了徐詩研究中的癥結。徐志摩詩的內容是淺顯的。然而，他的思想和感情是一種動態的存在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因而，任何僵化的判斷都不免要陷入形而上學的泥潭。所以我們也應看到徐志摩的詩不時也有深刻性的閃光，其中《志摩的詩》中多數作品是與五四時期反封建和愛國思想保持同步的，后來的詩作依然有內容深刻的作品。諸如《起造一座墻》。《大帥》、《梅雪爭春》。嘴人變獸》等等二然而。人們評論他的詩尤其是《志摩的詩》以后的作品，往往從一種定勢化傾向出發的。即在茅盾《徐志摩論》中所說：“圓熟的外型，配著抹到幾乎沒有的內容”的權威論斷的震懾下，無論如何也找不出、也不肯找出有背于此的深刻處。　　但是令人費解的是，人們在迷信這個結論的同時，又在無形中否定著這個迷信。他們往往在為肯定藝術成就而援引這個論斷之后，又花費大量的筆墨去批判《志摩的詩》之后作品的翻動性和無聊的描寫_人們不禁要問：在幾乎沒有的內容”里、怎么會有那么多的反動性和無聊的描寫、難道“反動性”和“無聊的描寫’、不屬于內容范疇？

　　在徐志摩詩的評論中，引述很多的還有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序文中引他朋友的一句話：“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成為詩人，思想之雜、使他不能成為文人’“來評價徐志摩的詩文，其結論自然是為徐志摩創作內容的淺薄找到了依據。然而我們看了全文之后就會發現：那句話是包含著徐志摩在“狂妄的虛潮早已消退，余剩的只一片粗確的不生產的砂田，在海天的荒涼中自艾的情境中的牢騷、不平和自嘲的、特別是在牢騷發過之后，用了兩個煞風景來表達牢騷之后的不平。這些足見詩人當時牢騷之深和自嘲自怨的心境了。當然有更為顯著的事實，使這種引證不攻自破，那便是徐志摩不僅成為著名的詩人，也成為著名的文人。人們對他評論與爭議的起因，不正是他做為詩人和文人的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嗎？這種批評使徐志摩詩的“淺“無形地被夸大了。從而導致了徐志摩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依然處于一種被誤解的狀態。徐志摩在《猛虎集》序文中說：你們不要更多的責備。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算是好的。你們也不用提醒我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訴我這遍地的災荒，與現有的以及在隱伏中的更大的變亂，不用向我說正是今天就有千萬人在大水里浸著，或是有千千萬萬人在極度饑餓中叫救命：也不用勸我說幾行有韻和無韻的詩句是救不活半條人命的；更不用指。點我說我的思想是落伍……我只要你們記得有一種天教歌唱的鳥，不到嘔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獨自知道的別一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獨自知道的悲哀與傷痛的鮮明。然而直到現在有多少人減少了對他的。‘責備”，又有多少人懂得了他“獨自知道的悲哀與傷痛的鮮明”？他那首抒發在海上航行的極度寂寞中與友人銘心刻骨情誼的《偶然》則被視為二無所用心”。而那首表達了他以沉痛心情告別理想，告別希望的《再別康橋》則被視為“并無深意”這只表達了一種極平常極普通的離別之情這些由定式化評論所引起的片面性，使徐志摩的詩，尤其是《志摩的詩》之后的許多作品的思想內涵，無情地被淡化了。

　　綜上所述，同一般詩人相比徐志摩的詩從總體上看的確顯得認識上淺顯、有些詩即使從他的階級屬性出發去考察，也是帶有明顯的局限性的。但把“淺”做人為的夸張，或把“淺”全部劃為局限性的范疇無疑都是片面的。這樣以固定的結論作為探索徐志摩詩的依據，不僅損害了他作品的豐富性，同時對徐志摩詩經久不衰的魅力也難以做出有說服力的解釋。事實上，徐志摩詩鮮明的飄逸風格同不時出現的社會丑惡的批判，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同他做為“布爾喬亞”詩人在觀察與認識上的特殊性扭結在一起，構成雖不甚深刻確并不失復雜的矛盾。使他的創作具有豐富的意蘊。而這一切都與徐志摩詩的“淺”有著難以割舍的聯系。淺是徐志摩所屬的特定的階級對時代、社會觀照的產物。當然，其中也是滲透著詩人的氣質和個性特點因素的。所以，任何形式的渲染、夸張和否定，都會改變徐志摩詩的本來面貌。因而承認徐志摩的“淺”，并給予正確的評價，是打破模式化評論，客觀公正地確立徐志摩詩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