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顧城作為朦朧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在九十年代初的殺妻自縊事件對整個文壇和社會都產生了很大影響，文壇因此眾說紛紜，其死亡原因也因此成了一個神秘而難解的謎。本文正是從不同側面在詩人逝去十余年后試著客觀公正地解開這份神秘，并引用大量的詩歌，具體分析死亡意識在其詩作中的表現，以求給這場悲劇一個更合理的詮釋。

　　【關鍵詞】顧城；創傷；無我思想；雙重人格；死亡意識

　　1993年10月10日，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路透社發自威靈頓消息稱：當代中國詩人顧城，在奧克蘭市激流島[1]自家門口殺死妻子謝燁，然后在門前的樹上上吊自殺。殺妻自縊事件之后，國內文壇一片嘩然，哀悼者有之，憤然怒罵者有之，更有甚者，還要除他“詩”與“人”之名，說“人都不會做，做壞做惡了，還談什么詩人？‘天才’與‘童話’更讓人反胃”[2]。當然我們不應認為他是詩人就可以殺人，也不應因為殺人就否定一切，我們應該在了解真相的基礎上做出合理的判斷，找出悲劇之后的真實原因，畢竟他首先是詩人，最后才是殺人犯，不能因為殺人而抹煞他在中國現代詩發展中做出的貢獻。

　　曾有研究者對顧城的詩歌按不同的時間段分為三個時期，名曰“前童話時期”、“中童話時期”和“后童話時期”。在我看來，僅憑舒婷的一首《童話詩人》就作這樣的劃分實有牽強附會之嫌。從顧城早期詩歌來看，如舒婷詩中所描寫的，“你的眼睛省略過/病樹、頹墻/銹崩的鐵柵/只憑一個簡單的信號/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蟈蟈的隊伍/向沒有被污染的遠方/出發”，童話詩人之名的確名副其實，舒婷寫于1980年的《童話詩人》也正是對詩人早期作品的總結概括。從八十年代開始特別是中期以后，也就是按顧城自己劃分的“反文化的我”與“無我”狀態時期，因為在生活中經歷了太多的挫折和無奈，詩中一些灰色的意象，如“墓地”、“死亡”、“黑夜”、“殺人”等開始頻頻出現，并在后期詩歌中占有相當的比重，所以，此時的詩人已不再是那個“向沒有被污染的遠方出發”的童話詩人了。

　　我們先看一下顧城是如何看待死亡的。1980年寫的《簡歷》，“我是一個悲哀的孩子/始終沒有長大……一片淡漠的煙中/繼續講綠色的故事/我相信我的聽眾/——天空，還有/海上迸濺的水滴/它們將覆蓋我的一切/覆蓋那無法尋找的/墳墓，我知道/那時，所有的草和小花/都會圍攏，在/燈光暗淡的一瞬/輕輕地親吻我的悲哀”。1981年寫的《在這寬大明亮的世界上》，“在這寬大明亮的世界上/偶爾，也有蒲公英飛舞/沒有誰告訴他們/被太陽曬熱的所有生命/都不能遠去/遠離即將來臨的黑夜/死亡是位細心的收獲者/不會丟下一穗大麥”，把生命比作麥子，把死亡比作收獲者，很有創意又十分妥帖，看似灑脫之后卻隱藏著世人不能逃脫死亡的無奈，而詩人又以“在這寬大明亮的世界上”為題，以此作為生與死的背景，更是匠心獨具。《遺念》“我將死去/變成浮動的迷/未來學者的目光/將充滿猜疑//留下飛旋的指紋/留下錯動的足跡/把語言打碎/把樂曲扭曲//這不是孩子的夢囈/不是老年的游戲/是為了讓一段歷史/永遠停息”。《不要在這里踱步》中，“夢太深了/你沒有羽毛/生命量不出死亡的深度”，死亡是短暫的生命的終結，把生命引向另一個世界，生命當然量不出死亡的深度。1986寫的《墓床》，“我知道永逝降臨/并不悲傷/松林中安放著我的愿望”，詩人此時已到了“我不再有夢，不再有希望，不再有恐懼”的境界，對永逝（也就是死亡）的降臨并不悲傷，這是一種麻木還是超脫？“人時已盡/人世很長/我在中間應當休息”，詩人已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一部分，人時雖盡人世卻很長，而人時只是漫長的“生”的一個段落，把死亡當作我在中間的“休息”。在顧城的《古意200首》舊體詩中，也有兩首（《生者不測》《絕字》）直接談到了關于生死，“生者不測，死者不為”，“生也平常，死也平常”，詩人此時看待生死早已超然物外了。所以，總的看來，詩人是不懼怕死亡的，甚至還給人一種“視死如歸”的感覺。

　　1985年創作的《喪歌》，“敲著小鑼迎接墳墓/吹著口笛迎接墳墓/墳墓來了/墳墓的小隊伍/戴花的/一小隊墳墓”，敲著小鑼，還要吹著口笛，連走向墳墓時都不忘記一份浪漫，一個“迎”字似乎表現出詩人對走向墳墓的迫不急待，悲涼的場景卻用看似熱鬧歡慶的手法來寫，使這喪歌讓人感覺有一種透心的悲涼。《春天死了》（1986年），“還有什么要說/還有什么能說/春天死了/她沒有悔過/沉沒的大地上/漂滿花朵”，花朵本應在春天開放，現在卻沉沒在大地上，成了春天的尸體，“還有什么要說/還有什么能說”，是什么事又讓詩人如此無奈？心境如此暗淡？詩人寫這首詩的背景我們不得而知，所以不能妄加推測，只能看到沉沒的大地上，春天死了，只能看到漂滿花朵的大地上，有作者的無奈和暗淡的心。

　　在1986年創作的《火葬》中，在詩人眼里，死亡變成了“神圣的婚禮”，“淡色的嘴唇”“垂落的眼睫”都是死亡的表征，而死了以后，“再不用勉強微笑，也不用阻擋淚滴”，不像活著的時候，“我有血淚哭不得，自懷窮圖守天涯”，“被整個世界欺騙之后，死亡總還是忠心的伴侶”，在世間所受的束縛，可以用死亡來解脫，既然對抗不過這世俗的世界，詩人也只有用死亡來解脫。顧城的死究竟是為了詩還是為了情？《我把刀給你們》也許是最好的回答，“我把刀給你們/你們這些殺害我的人/像花藏好它的刺/因為/我愛過……愛/把鮮艷的死亡帶來”。

　　在《后海》《新街口》中，殺人已經成為一種體驗，一種潛意識之中的真實。顧城自己也說過：“人可以在與鬼不保持距離的狀態下來寫鬼詩。這就是說，完全進入鬼的狀態，排除人的生氣，作為鬼來寫詩。這種寫詩的狀態，使人接近死亡。……我作為鬼，創作了《后海》《紫竹院》等詩。我作為人創作了《鬼進城》這組詩。”[3]根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潛意識對人的具體行為有很大的影響。“由于人的本能總是受著超我的良知和社會道德規范的抑制，便只有采取迂回的途徑，求得變相的滿足。”[4]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顧城的部分詩歌正是潛意識中的真實以文本形式的反映，而且，因為它沒有受到道德良知等社會原則的支配，沒有經過“超我”的修飾潤色，所以比現實還要真實，能更真實地反映詩人的心理和思維狀態。

　　我們從這些詩作的解讀中可以看出，死亡意識很早就已潛入詩人心中，隱蔽在某一個角落，而一旦受到某種重大刺激，它就再也不隱蔽自己了……

　　【參考文獻】

　　[1] 激流島，Waiheke Island，在奧克蘭，又譯懷希基島，威赫克島，本文用激流島。

　　[2] 胡菊人，除他的“詩”與“人”之名.香港.明報[N].1993-10-15。

　　[3] 顧城，無目的的我代序.顧工.顧城詩全編.[M].上海：三聯書店，2000．4。

　　[4] 顧祖釗，文學原理新釋.[M].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