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功能性文體,墓碑文有相對固定的內容和形式,成為一種社會交際的應酬性文字。王安石在創作此類文章時一直堅持兩個原則:一是實錄原則。據實書之,這是古來一條重要的原則。陸游的《老學庵筆記》中有一則記載:“(王安石)作文通(沈遘)墓志,遂云:‘公雖不嘗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視書’。”可見,王安石認真嚴肅的寫作態度以及不虛美、不隱惡的史家筆法。二是行道原則。在《學士書》中王安石明確表示:炫耀子孫、官職之類俗套毫無意義,而應該以“行道”來作為榮耀的標準,即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茍不能行道,適足以為父母之羞。”但是,王安石并非“任理而無情”,在他的墓碑文作品中,有很多以情行文、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的文章。這些文章讓我們看到,在王安石這樣一個以剛毅果敢的政治家、學養深厚的思想家形象著稱于世的人物筆下,也有情深意長、哀婉真摯的一面。

　　一、為親情、友情寄托哀思

　　王安石是個既重友情、又重親情的人。在悼念友人的墓碑文中,發抒了對友人深切的哀思、懷念、同情與惋惜。

　　王令,字逢原,是北宋中期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王安石為悼念王令結撰了一篇墓志銘,就是后來他自己所說的“此于平生為銘,最為無愧”(《與崔伯易書》)的《王逢原墓志銘》。文章以強烈的感嘆和議論起筆,首先引用《孟子·梁惠王上》:“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的話對“士”下了定義并加以闡發,認為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是古代所說的“士”,然后引出王令,敘述與之相交、相崇、相知的過程和心情,對王令的文章、節行給予高度評價,從而與前文相呼應,把王令提到了和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可見王安石對王令的厚愛深情。情愈深,痛愈重,恨愈長,最后一段銘文直指蒼天,反復悼惜,不勝憑吊之思,已然凄涼欲絕。前兩段幾純以議論行之,低回太息,文思倍加沉郁。

　　站在哲學思想的高度上評價墓主,是王安石志友人的獨特深刻之處所在。王安石為摯友王回所作的《王深甫墓志銘》體現了這一特點。此文起首即舉王回生平,學問文章行治一括而盡,通篇純發議論,把王回和孟子、揚雄這樣的古代圣賢作比較,以圣人之有傳襯王回之無傳,以圣人之有知(己)襯王回之無知(己),不僅把對王回的評價提升到古代圣賢的高度,而且見出王安石對友人早逝的痛惜之深。對這篇文章,茅坤評曰:“通篇以虛景相感慨,而多沉郁之思。”呂留良亦評曰:“曾、王之文深摯,如此篇言世無真知,說來真有千載之痛。”

　　又如,《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著重闡述常秩的道德品行,稱贊他“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的獨立人格,對他的去世表現出深深的哀悼之情。在友道衰頹的現世里,王安石原本就“知音四海無幾人”、“陽春白雪和者少”,而他的故友、知交們一個個的先他而去,他的感情是猶為沉重的。情動于中而發于言,因此,他為友人撰寫的墓碑文常常是言辭質樸而悲戚,情感真摯而動人。

　　王安石為親人寫墓碑文,在簡略概括其一生事跡時,多從學問、德行、孝友、才能的角度給予高度評價,或摧割呼號,不勝其悲,或入以深情,出以淡筆。

　　長兄王安仁于皇祐四年四月病故,王安石有詩悲悼:“百年難盡此身悲,眼入春風只涕洟”(《宣州府君喪過金陵》)。在墓銘中,著重推介其兄學問完好,德行高尚的特點,一開始就說:“先生七歲好學”,“讀書二十年”,緊接著便加以展開:“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為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往者往往千余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載。”(《亡兄王常甫墓銘》)通過江淮各州爭相請兄為師以及慕名者不遠千里而來的事實有力地證明了兄長的確是“學完行高”的有德之人。這既是王安石著力揄揚其兄的地方,又為下文的感嘆埋下了伏筆。一連兩個“嗚呼”,飽含悲情,慨嘆其兄有道德而不見于天下,有文章而不得傳,有母有弟而不得于生,無限凄切,一字一淚。最后一段接連呼號“痛其有已邪!痛其有已邪!”,“嗚呼,酷矣!極矣!”呼天搶地,痛不欲生。王文濡云:“就傳不傳,而孳衍成文,一唱三嘆,饒有馀音。”茅坤云:“荊公以兄常甫才而不遇,故特于文章虛景相感慨,令人讀之有余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