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王安石在北宋有“拗相公”之稱，為何會有此稱呼呢?是否與王安石的變法有關?我們通過下文來了解學習。

　　對北宋公司變革操盤手、有“拗相公”之稱的王安石而言，操盤力顯然是欠缺的，他高舉“三不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大旗，原則性有余，靈活性不足，在識人、用人、權變以及容納不同意見和勢力方面屢屢失誤，上寒董事長神宗之心，下亂呂惠卿等變革團隊之局，并導致朝中大臣多與他決裂。王安石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宋神宗繼位。北宋公司組織的危機卻越發嚴重。遼、西夏和吐蕃三國沒有按慣例派人來朝賀宋新主即位。這是北宋公司實力下降未得鄰邦重視的一個指征。事實上，繼慶歷新政失敗后，北宋公司三冗三費問題愈演愈烈，已經成為公司向前發展的一大障礙。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歲入是一億一千六百一十三萬，官費、軍費等支出卻達一億二千零三十四萬，已然入不敷出，公司組織的經營狀況已不能維持正常運轉。另一方面，李順、張余等領導的農民起義“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強如一火”，給公司的穩定發展敲響警鐘。總而言之，公司又到了組織變革的緊要關頭，不變就難以為繼了。誠如神宗剛即位兩個月，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上疏所言，如果仍舊遵常守故，將來一旦出現兇年饑饉及寇戎(戰爭)的話，就難以挽救。

　　但董事長宋神宗面臨的問題是找不到一個合格的職業經理人來為他操盤北宋公司組織變革。他曾向元老重臣富弼征詢富國強兵之道，這位曾是慶歷新政時的猛將卻希望神宗二十年不言兵，試圖讓他放棄欲行組織變革的想法。而在當時，另一個宰相曾公亮年過七十，性格保守，遇事模棱兩可，也不是主持變革的合適人選。欲尋操盤手，董事長宋神宗將目光放在了王安石身上。

　　當時王安石正以母病為由辭官回江寧守喪。宋神宗先是命其知江寧府，半年后，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到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又擢升參知政事，次年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開始全面推行組織變革。其擢升速度之快，世所罕見。

　　宋神宗何以會對王安石如此器重，以至于要破格提拔呢?原因其實很簡單———王安石的個性及理念符合宋神宗對其心目中公司組織操盤手的理想設計，以至于他成了操盤組織變革的不二人選。

　　王安石曾在嘉祐三年(1058年)向當時的北宋公司董事長宋仁宗趙禎寫了一封長達萬言的組織變革書———《言事書》。《言事書》中，王安石以漢亡于黃巾、唐亡于黃巢的歷史經驗教訓為鑒，提出公司組織變革已經迫在眉睫。但宋仁宗并沒有對《言事書》引起足夠重視，而是擱置一旁。現如今神宗上位，再次翻開王安石的《言事書》，深為其中觀點所吸引。時年25歲的宋神宗很有建功立業的想法，這才不拘一格降人才，破格提拔王安石行組織變法事宜。

　　另外一點，王安石我行我素的個性也深得神宗賞識。王安石上《言事書》后不久，朝廷命他入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他卻不愿任此閑職，固辭不就，沒辦法，只好改任他為知制誥，司職替皇帝起草詔令文告，糾察在京刑獄。可王安石卻因堅持原則直言犯上，難以在這個崗位上繼續呆下去，不得已只能在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以母病為由辭官回江寧守喪。而英宗(1063年—1066年)即位后，曾屢召王安石赴京為官，王安石卻來了脾氣，總是以服母喪和自己有病為由，不肯入朝。宋神宗正是從王安石的這些官場履歷上得知，此人非隨俗、趨炎附勢之輩，不以個人榮辱浮沉為意。行組織變法，要的就是非同尋常之輩。

　　但北宋公司組織中的很多高管卻對王安石的上位深表疑慮。當宋神宗向判大名府(河北大名府最高行政長官)韓琦征求意見時，韓對他這樣說：“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侍讀孫固則告知神宗說：“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直言王安石氣度不夠，難以承擔宰相的重任。參知政事唐介獲知神宗欲起用王安石為相時也極力反對，稱：“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意思是王安石好學但是思想古板，以前一起討論問題的時候，他的思想行為不切實際事理，如果此人做了官，(他的)政策肯定經常變更。

　　這些人直言王安石個性執拗，果真如此嗎?宋人王铚在《黙記》中曾經講了這么一個故事：王安石中進士后，樞密使晏殊很欣賞他，召其到府上，推心置腹地說：我們都是江西老鄉，送給你八個字共勉吧：“能容于物，物亦容矣。”王安石卻在回到客舍后對他人言及此事時頗為不屑地說：“晏公為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此后他一直看不起晏殊，譏笑其說：“為丞相而喜填小詞，能把國家治好嗎?(晏殊為北宋著名詞人，王安石故有此說)”而群牧司判官司馬光有一次則回憶說：包公在群牧司衙門里置酒賞花，他和王安石都被宴請。自己雖然不喜歡酒，不過包公勸酒時，他還是勉力喝了幾杯，要的就是大家面子都過得去。可王安石卻不管包公如何勸，始終滴酒不沾。原則性很強，是個倔強之人。綜合以上種種，難怪《宋史》會如此評價王安石，“安石性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