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王安石與蘇軾之間有何恩怨，我們一起來看看下文朱永嘉的解讀。

　　一、王安石的“由是(仁義)而之道(世界大同)焉”

　　如果把二蘇與王安石、司馬光的政治哲學概括起來，大概屬于兩個類型，兩種不同的出發點：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政治哲學，也許可以用“由是(仁義)而之(道)焉”來概括，這句話出于韓愈的《原道》，他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它的出發點也就是仁義道德，儒家在倫理取向上的一些基本概念，換一句話說是從人們主觀的、既定的概念出發推而廣之，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從普世價值出發，圍繞社會公平和公正問題，也就是從自由、民主、平等、博愛這些普世價值出發，從人權至上出發，推而廣之讓所有人都來遵循這些神圣的原則，以達到世界大同或者是在全世界范圍實現公平公正，王安石正是從尋求公正出發，同情民間的疾苦，抑制豪強兼并，增強國力，改善民生，這便是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所以他才會有“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說，因為在他看來，普遍真理在握，說那些驚世駭俗的大話，同樣是為了推行變法的措施，希望神宗獨斷專行。過去我們也曾經有過“只要主義真，砍頭不要緊”那種豪情，一旦取得政權，也就依靠國家的威望和自己手中的權力不顧一切地強制推行至上的主義和真理來了，這個辦法對老百姓而言，那勢必是一場巨大的災難。為什么會如此?因為它只從理念出發，而不是從實際出發，一步一個腳印地解決社會生活中實際存在的不公正;這樣的理想或目標只能是逐步接近，不可能一步到位。如果真是硬要一步到位，勢必天下大亂，留給世人的將只能是萬世不劫的大災難，留給推動者自己的也只能是命比紙薄。我也正是從這一點上吸取文革所以失敗的歷史教訓，從這一點上接受歷史對我個人的磨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