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北宋的王安石，當時推行了很多的變法，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青苗法，但是其變法沒得到百姓的支持，是什么原因呢?

　　北宋時，民間高利貸非常猖獗。那些放高利貸者，貸給窮人的利息，往往是本錢的兩倍或三倍，以致造成許多下等戶農夫破產。實施“青苗法”的本義，是為了實現國家與農民互惠互利。該法規定，如有需要，農民可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青苗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收獲了再附帶一部分利息償還官府，一來使資金周轉困難的農戶免受高利貸剝削，二來不致影響了農業生產，三來官府也可以收些利息來增加財政收入。

　　青苗法是“熙寧變法”的一項重要內容。對于推行青苗法，王安石一開始很有信心，因為早在他任鄞縣父母官時就試行過這一法律，效果很好。后來陜西轉運使李參以及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不謀而合，先后在自己的轄區開展過“試點”，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為了慎重起見，在正式實施這項法律前，王安石又特意先在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再進行試點，待取得經驗后，才正式推向全國。而且，在頒行之前，他還特別加上了“禁抑配”這一條款，即禁止強行攤派貸款。

　　但就是這樣一部法律，在全國各地實施時卻出現了截然相反的情況：有的地方嚴格按照朝廷的規定辦事，執行得好，百姓得到實惠，對此法就非常擁護，老百姓就歡天喜地地歌頌朝廷。

　　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卻出現了嚴重的偏差，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這些地方的官員或為了政績工程，或為了從中漁利，甚或對新法原本就很抵觸，于是便故意搗亂，不按規定辦事，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想方設法多放貸款，多收利息，不惜層層下達指標，強行攤派貸款，特別是將貸款強行攤派給不需要貸款但有償還能力的富戶，而不愿貸給真正需要的貧農，由此引起了富戶與貧農的共同反對。百姓對新法自然也就怨聲載道。

　　據史料記載，雖然官方規定的利率半年是20%，但是地方官員們卻常常私自提高利息到30%甚至更多。如在陜西，農民向官家借陳米一石，到還的時候是新的好小麥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

　　有的記載甚至說實際利率有達到原先設定的3至5倍的，比高利貸還要高許多。若光是私自提高利率倒也罷了，農民如果嫌利息太高，不去借就是了。但要命的是，地方官不僅擅自提高利率，而且還“抑配”，也就是強行攤派，分任務，下指標，逼迫百姓借錢。

　　為了保證青苗錢的可回收性，新法原本規定“五戶以上為一保”，商量好要借多少錢，大家互相擔保。

　　而到了執行過程中，竟變成了官府強令富戶為各等級貧戶提供擔保，并向各等級民戶攤派青苗錢。

　　收錢時若貧戶無力償還就向富戶索取，將貸款的風險轉嫁給富戶。

　　如此一來，實施青苗法就成了官府輾轉放高利貸，收取利息，盤剝百姓的苛政。而青苗法也自然就由良法蛻變成了一部讓“天下洶洶”、“民怨沸騰”的“惡法”。

　　王安石變法為何失敗王安石是幸運的，因為他遇到了宋神宗，欣賞他，信任他，給了他很大的發揮空間。甚至為了他，不惜壓制蘇軾、歐陽修、司馬光等一代名士。

　　但他又是無奈的，他苦心制定的變法之策阻力重重，始終難以有效推行，最后失去神宗的信任，而徹底失敗。雖然對其力圖革新、富國強兵的理想和努力應予以肯定，但失敗就是失敗，最終還是浪費了一個使北宋轉弱為強的好機會。

　　之所以說是好機會，首先是因為宋神宗實在是個好皇帝。在仁宗時，王安石不受賞識，因此沒有發揮的空間。但宋神宗對他卻非常欣賞，而且看得到社會的問題，有改革強國的決心，剛登帝位就給王安石委以重任，對王安石言聽計從。而且宋神宗是個仁君，體恤民生，不施暴政，不會給大臣以很大的壓力，王安石可以放手施為。其次是仁宗時期的慶歷新政雖然失敗，但多少有些正面影響，對官員腐化有一定抑制，對社會矛盾有一定調和，起碼使社會問題沒有嚴重到無法挽回的余地，加上與西夏、遼達成和議，雖然是屈辱的議和，但邊境總算是可以安寧一陣了，可以安心變法改革。司法光、蘇軾等人反對王安石也是出于路線之爭，并不是出于權利私欲。只要變法真的取得了實效，那么得到他們的支持也不是不可能。

　　在歷史上，這樣的機會是很多有志有識之士夢寐以求卻始終不可得的，包括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光緒帝會受到很大掣肘，但宋神宗卻要好得多。當然光緒和宋神宗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同，戊戌變法的深度不是王安石變法可比的。但終究是一個很大很難得的發揮才干救國強國的機會，沒能成功實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