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華在《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一文中說道：“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shù)精神的一個時代。”不錯，那是一個分裂對峙的時代，士族和庶族在政治、經(jīng)濟(jì)和文化方面被按門第區(qū)別，豪門士族控制了國家的絕大部分，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xiàn)象。那也是一個天下才子被壓抑的時代，士族通過其權(quán)力來控制國家的人才選舉，門第的高低已取代舉孝廉成為官吏進(jìn)身的正途，使出身寒門的知識分子壯志難酬或根本沒有施展才能的余地。然而，那個時代卻孕育了一位風(fēng)流名士——陶淵明。

　　就如錢鍾書所認(rèn)為的，在《五柳先生傳》中，“不”字為一篇眼目。從那九個以活潑靈巧的文字貫穿起來的“不”字，我看到了陶淵明和他輕靈飄逸的個性。“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他不用“我”交代姓名籍貫和一生事跡的無限風(fēng)光，而托名于屋旁的五棵柳樹，顯示了他一反“門閥制度”的脫俗。他總是“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因為他心靜氣閑，對名利毫無追求。他喜好讀書，而且是隨性的，所以“好讀書，不求甚解”。他“性嗜酒”，但“家貧不能常得”，一旦有機(jī)會痛飲，他便率真豪放地“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他不因貧奪志，所以盡管“環(huán)堵蕭然，不敝風(fēng)日”，他還“常著文章自娛”，進(jìn)而培養(yǎng)出“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這種卓爾不群的性格。

　　讀了《五柳先生傳》，我捫心叩問：“人生的意義是什么?”是聲勢顯赫的官位?是功名利祿的榮耀?還是花花綠綠的鈔票?如果把人生比喻為一張白紙，你會用思維的筆畫上什么呢?是用粗肥瘦短的線條堆砌成七零八亂、不帶任何意義的自定義式抽象畫?還是什么也不畫，把筆擱在一旁坦坦蕩蕩地說：“讓它空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