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道”在作品中的地位、作用間題，蘇軾以前的文人有比較一致的傾向，即重道輕文:即使是倡導文道統一的古文家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等人，也并未在理論上真正將“文”提高到與“道，’并重的地位。他們深受道統論的影響，以發揚古道為己任，如韓愈提倡文章以“傳道”為要務，柳宗原則主張文章的目的在“明道”，都流露出以“道”轄制“文”的傾向。何謂“道”?韓愈《原道》是當時的權威回答:“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而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世代相傳的圣人之道。不可否認，古文家奉行這種道統思想，符合了當時統治的需要，以韓、柳等人為代表的古文家的創作實績亦有療治魏晉南北朝以來衰頹文風的歷史功效。因之，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頌揚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其精神氣度、文章業績堪稱萬世師表。他把歐陽修亦推崇為傳道的大儒，在《居士集敘》中稱“其學……襲禮樂仁義之實，以合于大道。其學……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食然尊之。”以上可資證明他對于韓、歐等人所言的“道”是有一定認同之意的。但此“道”并非蘇軾的“道”:他在很大程度上地棄了唐宋以來極力倡導的道統，對“道”作出了個人的富有生機的闡發。他當然也是主張文章要言“道”的，但這個“道”，不僅是社會之道，也是自然物理，又是文藝創作之理，是規律的代名詞。可以說，蘇軾的“道”不是當時儒學末流死死抱住的封建倫理，亦不是韓歐等人的“圣人之道”，當然更不是宋代理學家那類“明心見性之學、天理人欲之辨”的玄談。他并不承認文章只是傳道的工具，這就是說，對于“文”，他并沒有將他置于附庸、從屬的地位，而是二反韓愈以來古文家偏重“道”的傳統，著重探討了文藝的本質特征及其創作規律，指出了文、道不偏廢的理由，所以他說:“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再祭歐陽文忠會夫人文》)。所謂“文與道俱”，表明在文與道的關系上，他重視“文”與“道”的相得益彰，即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統一。因此，文藝就可以擺脫道統束縛，而不拘囿于圖解所謂的“圣人之道”從與社會倫理直接關聯走向與其間接關聯的發展路徑，獲得獨立的生長空間。簡而言之，他對文道的看法，辯證地交代了文藝內容與形式的關系間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