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祭祀詩及其政治內涵
《詩經》祭祀詩是具有政治和倫理道德教化意義的文學作品，其目的主要是強化所謂先王之“禮”，進而維護當時的統治秩序。
《詩經》是周代前段五百多年的詩歌選錄。《詩經》原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頌是王侯舉行祭祀或其它重大典禮專用的樂歌。祭祀詩也是主要包含在頌這一部分,在學術界已得到公認。
祭祀詩是《詩經》中較早的作品,是宗教祭祀活動中用來贊頌神靈、祈福禳災的詩歌。祭祀詩的篇目雖然比不上棄婦詩和情詩,但其題材獨特,民族特點鮮明,并有濃郁的宗教氣息和文化價值,在“詩三百”中占有重要位置。祭祀詩的出現是人類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是一種文化現象。這類詩篇主要以《周頌》為代表,其中心內容是贊美在位的周王或其祖先的功德。
從遠古時代到周代,人類對周圍世界的認識已進步許多,但原始社會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崇拜,作為一種深層次文化積淀下來。祭祀活動是為了維持或恢復人與“神”的良好關系,把整個社會通過集體活動聯結起來。進入階級社會后祭祀轉化為權利的象征,周王朝崇尚敬天尊族,祭祀天地以周祖后稷、文王配天,其政治指向十分明顯,實際上是說明其政權受命于天,祭祀先王維護宗族組織,又起到了維護統治的作用。《禮記•祭統》說:“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儒家言“禮”,“禮者,貴賤輕重皆有稱者也。”可見,“禮”的用意,即在于表示等級制度:其中包括種種規則、典禮儀式,以及表示身份的服飾、旌旗、宮室、器用。祭禮列為五禮(吉、嘉、賓、軍、兇)之首,被古人奉為國家和個人精神生活的頭等大事,祭祀關乎國家的政治、文化制度。
一、周人的祭祀之義注重“以德配天”,從而為周王朝規范社會秩序和倫理道德奠定基礎。
《詩•周頌》中出現的很多篇目是以族配天而祭的詩。配天的主要祭祀對象是文王、武王,其次是成王、康王及其遠祖后稷、近祖太王(古公覃文),這些祖先都能“明德保民”。考察《詩經》中關于配天之祖的言行的頌贊可以發現,“德”的內容大概指德行高尚,施惠與民,固修自身,自律言行。《左傳》所載春秋時人解釋:“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僖公三十三年)。“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讓,德之基也”(文公元年)。“德以施惠”,“民生厚而德正”,“恤民為德” (成公十六年)。這些概念,成為維護周王朝宗法禮制的道德價值標準,也是《詩經》祭祀詩頌揚先祖德烈的道德基礎。
二、周人通過祭祀頌揚鼓吹先祖德業,不僅為周人取代殷人尋找合理的根據,更重要的是要后人知道先祖創業的艱難,將之灌輸于殷人之后的頭腦中,使他們兢兢業業,續承家業,以達到穩定等級關系,維護周人統治的目的。
《有客》篇皆被認為是周初微子來見祖廟之歌。“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周天子朝周也。歌頌的也是統治階級之間的來往,通過對統治階級生活和排場的夸張敘述,表達出統治階級之所以享有這些榮耀是通過其德行,希望后輩也能有這樣的德行,通過祭祀儀式以展現對殷人之后的真誠相待。《周頌•時邁》是巡守告祭柴望之詩,鄭箋也介紹了相關制度“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喬�之下而封禪也。”這些祭祀制度的介紹不僅反應了祭祀的重要,而且也能說明周人對殷人的尊敬團結,對以德治民有重要作用。《閔予小子》篇中,繼嗣的成王“遭家不造”,憂念于心,“惟予小子,夙夜敬止。”惟有夙夜不懈,慎行先祖之道,思有所行而不敢忘!《訪落》,舊說皆以為成王謀政于廟而所作,有“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等語,既訪政于群臣,又祈禱于武王之靈,誠惶誠恐,宛轉曲折。這首詩似在向先王訴苦,又說明我應接受教訓,懲前毖后。這些詩不及從祭祀神靈的角度來理解,又飽含著政治上的訓誡意義。
三、祭祀詩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團結、凝聚宗族,這個應是祭祀詩最基本的出發點和根本目的。
先祖祭祀是血統的`傳承,是對同一血脈的再認同和加強,祈求先祖保佑同一血脈的宗族后輩。贊頌先祖敬德,維護統治,都離不開這個目的。在《周頌》各詩中,主祭者是作為天下大宗的周王;助祭者是各諸侯。祭祀的祝辭,多是“子孫保之”之類。《周頌•清廟》便是對周王主持的這種祭祀場面的描述,詩歌中充滿了肅穆嚴謹,氣氛沉重壓抑,為先祖的祭祀創造了一種莊嚴敬畏的氣氛,這是統治者需要的。祭祀儀式中的主祭者代表的是整個宗族或家庭,所以助祭的諸侯、族人,子孫”等在《維清》《�》《載見》等反復提到。詩又云“丞畀祖妣,以洽百禮”,說明,同族人共同受福,同時也加強了同家族倫理上的觀念。還有提到的《烈文》諸侯助祭之詩;《時邁》是巡守告祭柴望之詩。這些儀式、場面的描寫使同族人獲得一種心理上的認同,讓他們在心里層面上統一化和模式化,從而獲得同族人之間的共鳴,起到凝聚宗族的作用。《詩經》祭祀詩,本是古代社會人民以及統治階層的敬天祭祖的宗教觀念的產物,是奴隸主政治和統治者維護專制統治手段和對長期專制權利的極度渴望不斷發展的結果。(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祭祀詩中崇拜、歌頌上帝和祖先的神靈,不過是神化和贊美人間統治者而已;祭祀儀式作為表達思想觀念的重要手段,也是在表達那個時代“禮”的一部分涵義,具有鮮明的階級烙印和時代特征,是一種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和功利特征的政治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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