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意象的選擇和組合,帶著詩人強烈的個性特征,體現了詩人的思想情感和風格特征，解析這些意象,可以了解詩人的心路歷程.
杜甫詩歌中的濁酒意象
(一)
酒為詩之媒，酒是詩人生命的表現形態，酒力的升華能夠使詩人們孕育出好詩。“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為年”“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像這樣痛飲度日，以酒遣興的事例不在少數。談到酒，我們大都會將注意力集中于那個有著“花間一壺酒”的浪漫情懷的“詩仙”、“酒仙”李白，卻忽略了那個將內心愁苦釀成一壺濁酒的杜甫。
清代《全唐詩》選杜詩有1400多首，其中寫酒的詩就有300余首，與他同時期的李白相比較，杜甫詩中的酒不是李白詩中經常出現的“金樽清酒”，大都是濁酒，而且相對于李白的醉飲來看，杜甫詩歌之中的“濁酒”意象更加注重表現的是酒后清醒之后的刺痛之感，造成這些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就造成了杜甫詩歌之中包含獨特文化內涵和思想內蘊的特殊的“濁酒”意象。
(二)
唐朝是一個崇尚美酒的典型時代，朝野上下，市井內外，都會把酒當作媒介，當時的人們也通過酒的媒介來傳遞感情，抒發精神情趣。
在占其詩歌總數20%之多的飲酒詩中，杜甫的“我生性放誕，雅俗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為家”都是他的飲酒生活的寫照，即使到了老年，他也以酒為伴，“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可以看出杜甫不僅是“詩圣”，“酒圣”這一名號也非他莫屬。對于杜甫來說，酒不但是個性張揚時的催化劑，是沉郁悲愴時的澆愁之物，更是他不得志時苦悶之時的象征物。他的詩歌中鮮有“美酒”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出現次數眾多的“香醪”“春醪”“濁醪”等“濁酒”意象。
早在殷商時期，人們就用谷物加酒曲釀酒，唐人釀酒，多用黍米和糯米。這在唐人詩作中也有記載，“釀黍長添不盡杯”(司空圖《力疾馬上走筆》)就是說的用黍米釀酒。唐代的米酒按當時的釀造模式又可分為濁酒和清酒。濁酒的特點是釀造時間短，成熟期快，酒度偏低，甜度偏高，釀造工藝也比較簡單。濁酒的酒液比較渾濁，米滓往往漂浮在酒面上，如同浮蟻一般，故而唐人詠及濁酒，多用“蟻浮”或“浮蟻”來形容。杜詩中的酒多為濁酒，但有時也用別的詞來替代，如“蟻浮仍臘味，歐泛已春生”(《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對雪》)。杜甫也稱酒為“香醪”，“ 醪”也是濁酒的意思，杜詩“細草偏稱坐，香醪懶再酤”(《陪李金吾花下飲》)，“清秋多宴會，終日困香醪”(《崔駙馬山亭宴集》)。也有時候，杜甫將酒稱作“濁醪”，“ 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泛溪》)。
(三)
錢鐘書先生(《管錐編》二)：“域中自莊生以還，只頌酒德”，隨著時代更迭和社會狀況變遷帶來的個人內心情感的變化，酒在歷代詩人心目中已獲得大大超越其本身的原始的'作為飲料的內涵，而成為一種包含多層文化和思想內蘊的復合體，錢老先生的這句話也是由酒這一單純的已經道出了酒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演進中的這一特質。 “江湖”和“廟堂”歷來都是知識分子難以解決的矛盾和痛苦的根源，或借酒佯裝癲狂避世自隱，或攜酒橫刀立馬x立軍功，酒成了古代人類物質文化形態和個體心靈審美創造主客體融匯的特殊凝結物。這對于杜甫這位從小就懷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現實主義詩人來說，這一點就更加表現的淋漓盡致，特別是他飲酒詩中的“濁酒”意象。
就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說的那樣：“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杜詩中對于酒的稱呼是個人情感在客觀事物身上的映射。詩人自天寶14年安史之亂爆發，就開始偕家小由奉天先到白水，由華州往泰州，中間又輾轉多地直到夔州，這期間遭逢貧窮和戰亂，在這樣生活環境極其惡劣的條件下，詩人沒有能力買好酒，所以他詩中的“濁酒”也合情理。但在這期間，杜甫也曾多次受人接濟酒肉飲食，所以也不排除他內心凄涼苦痛，而感覺他喝的酒因著人之色而由“香”變為“濁”。對于文人特別是像杜甫這類志在“兼濟天下”的人來說，顛沛流離，居無定所這些外在的生活上的困苦都是可以忍受的，讓他們無法忍受的是精神上的苦痛。杜甫是社會的良知，當他看到百姓的苦難，國家的破敗不堪之后，即使是玉盤珍饈，瓊瑤美酒在他眼中也只是糠糟濁酒了。他的名作《登高》“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這首詩是大歷二年(767年)杜甫在夔州時所作，正值九月九日重陽佳節，詩人登高遠眺，臨風懷想，天地一儒，只能形影相吊，此為孤獨之悲，異鄉漂泊，多病殘生，因病斷酒，添愁惹恨，此為斷飲之悲，一“濁酒”寫出了詩人此時此刻在此情此景中萬悲于心頭的潦倒，生活在當下社會環境之中的詩人也就再也吟不出“春酒杯濃琥珀薄“這樣的詩句了。
另一個層面上來看，杜甫家庭環境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之下的“奉儒守官”的思想消解了酒在一般意義上帶給詩人的狂放灑脫的印記，而變為帶有沉郁哀傷色彩的“濁酒”意象。從杜甫的十五世祖開始，幾乎世代都在當朝擔任大大小小的官職，生活在這種家庭環境之中的杜甫就不可避免的表現出對官職的向往，馮至先生在《杜甫傳》中說：“杜甫是出生于一個有悠久傳統的官僚家庭……由此我們可以理解杜甫庸俗的一面，他中年時期在長安那樣積極地營謀官職，不惜向任何一個當權者求援引，這和他家庭的傳統是分不開的。”莫礪鋒先生更是做過非常精確的計算，提到在今存杜詩中，共有四十四處提到了“儒“字。也許正是儒家文化在根源上對于杜甫的影響，他沒有沉溺飲酒佯狂自醉，而是用一杯濁酒掩蓋了政治的無情和自己的無奈。
(四)
賀拉斯說：“不喝酒的詩人寫不出千古流芳的好詩”。托穆爾說：“酒是詩人的駿馬，跨上它，可以遨游環宇”。酒是連接詩人與社會，連接社會和詩歌，連接詩人和詩的橋梁。
詩酒風流，有酒處也多有詩。文人多飲酒之人，也大都是醉飲，所作的詩也是寫己懷，杜甫飲酒也多醉飲，但卻是身醉而心不醉。他在詩中寫酒，借助酒的參與，暫時麻痹自己的神經，但是詩人對現實有清醒的認識，他仍然熱愛國家，關心百姓疾苦，在高蹈獨立的酒興中沉思當下，心系人民，酒不是他忘卻現實苦悶的“腐腸賊”，而是把詩興導向更廣闊空間的引路者。
杜甫飲酒詩中的濁酒意象給我們展現了更為真實深刻的唐代現實狀況，他的飲酒酒詩是他心路歷程的反應，而這濁酒意象則是杜甫更為深刻的靈魂，讓我們認識了一個與酒為友的另一個杜甫，展現了他作為時代脊梁的更廣闊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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