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詩歌的主要形式是五言古詩.七子"以寫五言詩為主.五言詩是直到東漢后期才興盛起來的新詩體,桓、靈之世"古詩"的出現,標志著五言詩已經初步成熟.而"七子"的優秀五言之作,寫得情采飛揚,變化多致,使五言詩在藝術上更臻于精美!

　　東漢末年的動亂，既使建安詩人飽受亂離之苦，也激起他們的政治熱情，建功立業、揚名后世，成為他們共同的追求。……建安文人政治熱情的普遍高揚，造成了當時詩歌“雅好慷慨”、“志深筆長”、“梗概多氣”(《文心雕龍•時序》的特點。“慷慨”一詞，為建安詩人所習所用，如曹操《短歌行》：“概當以慷，憂思難忘。”……還有“悲風”這個意象，在建安詩歌中也常出現，如曹操《苦寒行》：“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建安詩歌這種悲涼慷慨的精神，具有鮮明時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嘆，是建安詩歌的另一個主題。當時社會動亂，生靈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壽。如曹丕享年40歲，曹植享年41歲，王粲、徐干、應玚、劉楨、陳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楊修、丁儀、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殺。這種情況對文人刺激很大。面對短促而又多艱的人生，建安詩人采取了三種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是單純的哀嘆，如：“天地無期竟，民生甚局促”(劉楨《詩》);“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詩》);“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阮瑀《七哀詩》);“長恐時歲盡，魂魄忽高飛”(阮瑀《詩》)。第二種是概嘆歲月短促、功名未立，卻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贈徐干》：“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園景光未滿，眾星燦似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第三類雖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這在曹操的《龜雖壽》等詩中得到充分體現。后兩種思想體現了建安詩人積極的人生觀，對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勵作用。

　　建安時代是文學開始走向自覺的時代，也是詩人創作個性高揚的時代。傅玄上武帝疏說：“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建安詩人多高自標置，以文才武略自負，在進行詩歌創作時，便不肯踵武前賢或效法同輩，而是另辟蹊徑，努力展現自己獨特的風貌。如曹操詩古直悲涼、氣韻沉雄;曹丕詩便娟婉約，有文士氣;曹植詩“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鍾嶸《詩品》);王粲和劉楨的詩：“仲宣躁競，故穎出而才果;公干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在詩體的運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詩獨擅一時;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譽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劉楨、蔡琰則以五言詩名世。在詩歌語言方面，曹操、阮瑀、陳琳諸人較為質樸，曹丕、王粲等人則較秀美;曹植既有風骨，又富文采，成為那個時代最杰出的代表。鮮明的個性色彩，是建安詩歌獨具魅力的標志。

　　由于“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建安詩歌帶著濃郁的悲劇色彩。其詩“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于慆蕩。辭不離與哀思”(劉勰《文心雕龍樂府》)，曹操詩“悲涼”(鍾嶸《詩品》)，曹植詩“頗有憂生之嗟”(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平原侯植詩序》)，王粲詩“發愀嗆之詞”(鍾嶸《詩品》)，劉楨詩“感慨深至”(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詩人處于時代與個人雙重悲劇的交匯點上，都敢于正視苦難的社會與人生，勉勵自己及他人惜時如金，及早建功立業，贏得不朽的名聲。

　　以上所舉各點，就是“建安風骨”這一美學范疇的內涵。

　　1、時代特征

　　建安詩歌的這種杰出成就和特色，形成后來被稱為“建安風骨”的傳統，“風骨”，原指人的品格、性格，也是古代文藝理論的一個術語。自建安文學后，亦稱能反映社會現實，慷慨悲涼、剛健遒勁的作品有“風骨”。

　　2、簡介

　　建安詩歌一方面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加以發展、改造。

　　就繼承方面來說，從漢樂府民歌中興起的五言詩形式，被建安詩人普遍使用，加以發展，并成為整個魏晉南北朝詩歌最基本的形式。樂府民歌的語言風格，對文人詩也產生了明顯的影響。而且，采用樂府詩題，沿襲樂府民歌中常見題材的作品，在這一時期的文人詩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3、評價

　　建安時期的獨特的時代氛圍造就了一批有理想，有追求，有情懷的建安作家。他們的作品體現著一種直面現實人生，執著于理想追求與創作態度和豪邁奔放的創作激情，生動的抒寫著他們的“烈士悲心”慷慨悲壯，蒼涼沉雄，剛健遒勁，表現出“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的時代特色，被后人譽為“建安風骨”。成為后世反對綺糜文風的旗幟，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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