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從莫言身上，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開放的文藝政策為作家提供了廣闊的創作空間，為他們搭建了堅實的寫作平臺，這樣他們才有可能創作出有世界影響的作品。

　　本文載于《南方文壇》2016年第3期。

　　論莫言小說對越南讀者的感召

　　如果有某位作家受到外國讀者的歡迎，那么，其中一定有很多原因。作為受到越南讀者喜愛的中國作家，莫言自然也符合這個情況，本文試圖對這些原因加以分析。在下文中我們將會發現，越南讀者喜愛莫言，有部分原因是和中國讀者、海外讀者喜愛莫言一樣的，也有部分原因是出于越南讀者的特殊性。我們分析莫言為什么在越南會受到歡迎，不僅具有個案價值，而且也會有助于未來對其他作家的分析，也就是說，本文也試圖在方法論方面做一些努力創新。

　　1、發達傳媒的推動

　　如果一部作品，而且是外國文學作品，會受到讀者的追捧，那么，傳媒力量肯定在其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在信息時代，我們很容易感受到，傳媒的作用比以往更加突出。傳媒組織的活動包括了：出版、推介、廣告，等等。

　　莫言作品被引進越南的時候，恰逢大眾傳媒蓬勃發展。由于個人、團體的推廣活動，莫言作品得以迅速傳播。傳播，是文學作品廣泛流行的首要條件。大眾傳媒可以制造一種“公眾效應”，在廣告、傳播活動中，這一點非常重要。不夸張地說，不管是中國還是越南，現在都處于一個“廣告時代”，在這個時代，我們很容易感受到廣告的力量。“公眾效應”不僅可以刺激受眾“追求時尚”的心理，而且，它也對銷售商家的心理有所影響。當然，傳播活動只是給文學作品提供了一個平臺，使之有流行的“機會”。這個平臺不能保證文學作品必然受歡迎。因為一部作品要受到讀者追捧，其中有多種因素的作用，傳媒只是其中之一罷了。

　　一部文學作品受歡迎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文學批評家”的作用。很多人會談論“文學批評家”扮演的角色。有的人覺得，他們就是發現新作品和新作家。具體到翻譯文學，文學批評家的主要作用是，把一些陌生的外國作家和作品介紹到國內。另外，文學批評家還有一個作用，就是指引讀者的關注方向。比如，莫言的《檀香刑》剛一出版，批評家阮克批就對這部作品做出了好評：“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政治局的‘一流’作家莫言，僅用兩部作品就馳名越南：《豐乳肥臀》(胡志明市文藝出版社，2001)、《檀香刑》(婦女出版社，2002)。他的名聲甚至超越了老牌‘明星’賈平凹、張賢亮、王蒙，還有2001年諾貝爾獎得主高行健。”[1]當時就有人預言，莫言會成為第二位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作家。阮克長先生是越南作家協會理事，他的著作《人多鬼多之地》曾獲越南作家協會獎，他在“中部作家會議”上，談論了當時越南文學的發展狀況，之后他對同事“小聲”說：“《檀香刑》是現在最值得閱讀的小說。[2]”

　　我們也有必要提及諾貝爾獎。其實，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莫言在越南就已經很受歡迎了，得獎之后，自然更受歡迎。雖然，得獎是一個結果，嘉獎本身無法令完成的作品更趨完美。可是，顯而易見的，由于廣告宣傳，讀者對莫言作品更加喜愛了。

　　由此可見，傳媒為莫言搭建的平臺有其自身的價值，它使越南作者有機會認識莫言。所以，這個因素不容小覷。

　　2. 相似文化背景的吸引

　　在接受活動中，如果讀者喜歡一部作品，包括外國作品，那么深層原因之一是，讀者和作品擁有“共同意識”。如果一部作品可以觸及到讀者深層心理中的“共同意識”，那么作品就有可能獲得讀者的喜愛。根據接受美學的觀點，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在讀者的期待視野中，有幾處是作者與讀者共有的。而根據精神分析的觀點，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由于讀者和作者在“集體無意識”之中，找到了契合點。在古代，越南和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兩國都是由江河平原滋養出的農耕文化國家，自古以來就有了密切的文化交流。所以，兩國人的文化意識有很多相似之處，也有相似的愛好。在過去一千多年的歷史中，兩國一直攜手而行。由于這樣的歷史淵源，越南讀者很容易在莫言作品中找到熟悉的感覺。

　　莫言作品中有很多元素觸動了越南讀者的深層意識：人在歷史變遷中所經受的深重苦難，人在殘酷環境中表現出的頑強活力，敢愛敢恨、鮮活生動的人物形象，溫柔慈愛的女性形象與母親形象，人民視野中公正無私的歷史審判，奇幻瑰麗的傳奇故事，動人心魄的敘事藝術，等等。換言之，雖然莫言作品中的故事大都發生在高密鄉，但是莫言已經把這個有跡可循的鄉村，變成了抽象玄想中的文學王國。那些高密鄉中的故事和人物，牽扯出一連串涉及人類整體的問題。莫言作品中，民族性和世界性圓融無礙，這使莫言作品突破了國界，成為受到世界各國讀者歡迎的文學。

　　越南著名作家武氏好曾說：“我看到，很多越南讀者喜歡莫言作品，這意味著，很多人真的在關心社會不公問題。中國和越南的體制類似，所以，以往的那些不公之事、惡劣之舉能讓中國人痛苦，同樣也能讓越南人感同身受。所以，包括我在內的越南讀者在閱讀時都會產生共鳴。”[3]

　　文學批評家范春元追憶起莫言作品剛剛進入越南之時，“雖然在莫言作品之前，在中越兩國都進行改革開放的時候，一些中國的文學作品也被介紹到越南，比如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還有一系列所謂‘傷痕文學’的作品。但莫言的作品更受讀者關注，并且有了很大的社會影響。讀者看到，作家在作品中，呈現出了中國的現實生活、社會現狀，這引起了自身的共鳴。為了回應讀者，那時河內作家協會還舉辦了一次研討會，收到了不少報告”[4]。

　　對于莫言作品中的人物經歷的苦難，越南讀者也感同身受。比如：作為母親的苦難，即生育的艱難、沒有男嗣的悲哀。再如：一系列劇烈的歷史變故，波及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像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市場經濟，等等。歷史洪流，磅礴奔騰;人生輕渺，如同落葉。越南讀者很容易理解《生死疲勞》中西門鬧所受的苦難。6個劫數之5個投胎于畜生并受人劫數、驢劫數、牛劫數、狗劫數、豬劫數、猴劫數之痛苦。什么劫數也都重重苦難和悲劇及痛苦。同樣，《天堂蒜薹之歌》中的農民所受的痛苦，和越南農民所受的痛苦一樣。中國從封建社會到市場經濟的變化，越南讀者有如身臨其境。同感并深刻地理解錢丁縣官等的知識分子儒士層次在歷史變動中的懦夫;同感并深刻地理解《十三步》、《紅樹林》人在市場經濟體制時期社會轉變中的變壞和虛偽。

　　莫言的作品的內涵豐富，可以從多個角度解讀。不同的人，不同國家的讀者都對它有不同解讀方式。越南讀者可以從本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來解讀莫言的作品。比如，小說中的魯氏形象，作為一個母親，受東方西方讀者的共識，那是中華民族表征倔強活力和無私高尚蒼茫的母親形象。但從這種共識出發，學者蔡榮認為：從象征意義上說，中華民族與外來勢力的對抗在“婦女身體”上表現出來。“在《豐乳肥臀》中，這個外國的‘他者’，具體化為一個瑞典的傳教士”，“在生兒子這個問題上，人們開始質疑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和生育力。相對的，傳教士輕松取得了雙贏。這證明了外國男性‘他者’的優勢和中國傳統的脆弱無能[5]”。蔡榮先生把“婦女身體”視為祖國和民族的象征，他從這個角度強調，“婦女身體”正是東方、西方的角斗之場。”。這意味著蔡榮雖然也把婦女身體視為祖國、民族的象征，但蔡榮 又偏于那是東方和西方碰撞的地方。“作者在小說中，把‘私生子出生’和‘日軍對村民的暴行’緊密聯系在一起，這說明，作者把‘通奸’和‘外國人的攻擊’置于同等位置：性侵有象征意義的國民身體，和軍事侵略一樣，是對中國主權和尊嚴的侵犯。 中國女性和自己的同胞性交，卻沒有兒子;和西方人性交，卻順利得到了子嗣”[6]。按照蔡榮先生的分析，日本大夫為雙胞胎接生，又給母親打針止血，這個人物形象也有象征意義。如果說，瑞典傳教士幫她有了子嗣，那么，日本大夫則幫她獲取了新生。而瑞典傳教士和日本大夫都代表著外來勢力。這一系列的情節，更加強化了中華民族的受辱感、自卑感：自己不能生育子嗣，甚至要把子嗣的生死交在日本軍的手里。

　　蔡榮先生的分析，給我們一個啟發：小說中的情節，一方面表達了中華民族的受辱，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中華民族的出路。想要發展，必須和其他國家交流，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自我封閉是沒有前途的，開放是唯一的出路。當然，開放與接納也可能導致很多復雜的問題，金童這個形象正體現了這種復雜糾結。當然，蔡榮先生的分析無法代表所有海外學者的研究，但它從一個角度體現出，西方學者側重于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的研究。

　　西方學者的這些研究傾向，越南學者幾乎沒有關注過。越南讀者同樣也會把“母親”形象理解為中華民族，但他們大都認為，“母親”是一個高尚的象征，變現了生育之美、頑強活力。在越南讀者的眼中，“母親”也表現出對傳統的抗爭，她所受的苦難讓人同情。如何理解“母親”這個文學形象?文學批評家范春元的看法，可以作為越南讀者觀點的代表：“首先，魯氏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婦女，但是她不愿服從傳統的女德、價值觀。她的性生活、懷孕、生育等種種行為，都是對傳統社會的反叛與挑戰。在這個暫時成為風俗習慣的方面，魯氏值得成為一位偉大的母親。魯氏的孩子身份不一。他們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也正是中國經歷時代巨變的時候。外部勢力和各種政治力量往來角逐，高密鄉和上官家都經歷了很多變遷和悲劇。上官家的孩子們，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形成了不同的生活習慣，甚至有的在艱難的人生道路上半途死去。有時候，他們的人生理想、政治立場沖突甚至敵對，但母親魯氏永遠是他們唯一的依靠和慰藉。魯氏不僅是一個普通的女性，她還是一個偉大的母親，也象征著痛苦卻又偉大的中國。偉大和痛苦像扶搖吹過遼闊的中國大地，使婦女身份魯氏致死還不安”[7]。越南讀者敬佩為了孩子而犧牲自己一切的母親，他們因這樣的角色而感動，同時感服一位為了孩子能犧牲本身所有的母親，尤其是對在文革運動中一位母親為了想有豆子做粥給孩子吃而吞豆子回家就把豆子吐出來的行為感到震撼。越南讀者從這個視角看到的莫言，是一位充滿人文關懷的作家。所以，《豐乳肥臀》在中國飽受爭議，但是在越南一經面世就獲得滿堂喝彩。

　　總之，以上所討論的文化因素，是在中國人身上體現出來的，但又是帶有一定普遍性的，因此，它們也容易被越南讀者接受。對于這個問題，陳黎花箏學者認為：“莫言和魯迅有一些相似之處，他們都試圖刻畫出在歷史動蕩之中失望迷茫的中國人形象。正是這種嘗試，使莫言變得偉大。他們所描繪的那些中國人，被拋棄被埋沒，甚至不如蚊子。蚊子尚且有自己的武器，而那些中國人則是完全被動地在歷史大潮中沉默。他們只能忍受，倔強地生活。人們就是因此而喜歡莫言的作品。”[8]

　　越南讀者喜愛莫言作品，還有一個原因：越南人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喜愛是一以貫之的，這種熱情，自然地延續到莫言身上。從很早開始，越南讀者就熟悉并且喜愛中國古典文學，在古代越南，中國文學作品被視為典范和模范的對象。到了20世紀初，越南被法國殖民者統治，中國文化在越南不再像以前那樣處于獨尊地位，但是，越南讀者仍然很喜歡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熱度從未消減。王紅顯有一本專著《看中國小說之趣》，討論了這一現象。固然，莫言受西方現代文學思想很大影響，但是，他也繼承了中國古典敘事的傳統。比如，明清小說的敘事形式，尤其是《聊齋》式的玄幻色彩。這種既傳統又現代的敘事方式，對越南讀者產生了很大吸引力。

　　還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歷史文化的相似有助于文學的傳播與接受。那就是小說《檀香刑》。這部小說也受越南讀者歡迎。越南也經歷過長期的封建統治，歷史上也曾有過很多與小說人物類似的儒生、知識分子、農民起義英雄、劊子手，等等。而且越南歷史上也曾有過殘酷的刑罰，所以，越南讀者很容易接受這部充滿民間文化色彩的小說。劉江凱指出，《檀香刑》被翻譯成西方語言的次數不多，而且西方讀者也不怎么喜歡，其中的原因可能就是中西文化的差異。[9]

　　如前文所述，莫言是行走于精英與大眾之間的作家。所以他的作品不僅受文學研究者的喜愛，而且也能吸引大眾讀者。越南讀者能夠接受莫言的另一個原因是，莫言講述的是曲折的故事，但是，使用的是淳樸的語言，而非形而上的、抽象的話語。

　　按照接受心理學的觀點，讀者不會接受他們完全陌生的東西，能夠深深打動讀者的文本，一定是觸及到了他們內心深處的，集體無意識中的原型。莫言的作品很能夠喚起越南讀者的共情，甚至如陳庭獻先生所說，翻譯莫言的作品，就好像是在講說家庭瑣事。莫言作品能得到越南讀者的喜愛，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莫言作品能夠引起他們的共情與共鳴。

　　3.不同的視角、獨特的筆法

　　在上一部分中，我們談了共同點、相似性、合“口味”。在這一部分中，我們打算逆轉視角，來談“陌生感”。具體說，我們想討論一下越南讀者的“潛在需求”。也就是說，他們渴求一些閱讀文本，可是越南國內的作家暫時無法提供，或者資源稀缺，所以莫言的出現，理所當然地使這些讀者獲得了滿足。在莫言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對歷史、現實的不同看法，也能感受到他另類、獨到的藝術筆法，這些也是莫言作品能吸引越南讀者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