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
先生的《學海浮槎》,記錄了他中學生活的一個細節,讀后,令我眼前一亮。
“在學習方面,我現在開始買英文書讀。……買英文書,只有一個地方,就是日本東京的丸善書店。……每次接到丸善書店的回信,我就像過年一般地歡喜。我立即約上一個比較要好的同學,午飯后,立刻出發,沿著膠濟鐵路,步行走向頗遠的商埠,到郵政總局去取書,當然不會忘記帶上兩三元大洋。走在鐵路上的時候如果適逢有火車開過,我們就把一枚銅元放在鐵軌上,火車一過,拿來一看,已經軋成了扁的,這個銅元當然就作廢了,這完全是損人而不利人的惡作劇。要知道,當時我們才十五六歲,正是頑皮的時候,不足深責的。”
少年的天真、活潑、頑皮,在這里表現得充分無遺,假若季羨林能以這種心態度過他的青春歲月,呈現在我們今天面前的,將會是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形象。可惜,那只是短暫的返璞歸真。須知,這是在濟南城,不是在老家官莊,這是寄身于叔父的家,不是依偎在自己父母的膝下,環境變了,季羨林的個性也隨之發生改變。怎么變?朝哪一方向變?季羨林晚年總結,他說:從我小時候的作風看,我本是一個外向的人,然而,后來怎么就轉成了內向呢?這個問題,過去從未細想,現在回顧在濟南那段生活,忽然有所感觸,也就順便給它一個解答。我認為,“三字經”中有兩句話:“性相近,習相遠”,可以作為參考,古人說得對,“習”是能改造“性”的。我六歲離開父母,童心的發展在無形中受到了阻礙。試想,我能躺在一個父母之外的人的懷抱中,撒嬌打滾嗎?不,不能,這是難以想像的。叔父當然對我好,但他“望子成龍”,要求十分嚴格。課余除了抓學習,還是抓學習,偶爾有一點示愛,比如給我從鄉下帶回幾只小兔,也讓人感到距離,那種只能身感,不能言傳的距離。說到嬸母,我不能說她虐待我,那樣說不真實;但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歧視,在她可能是不經意,在我卻是看在眼里,記在心頭。叔父有個女兒,我叫作秋妹的,她和我的待遇明顯不一樣。比如說,做衣服,有時就給她做,不給我做。偏心自己的親生女兒,這是人之常情,不足為怪。實事求是地說,拿一個母親的標準去要求一個叔嬸,本來就是不現實的。話又說回來,要一個七八歲的孩子,有大人的開通,這是不可能的。一件兩件,我也許不放在心上,三件四件五件,經得多了,難免潛移默化,影響到自己的價值取向以至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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