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

　　先生的《學海浮槎》，記錄了他中學生活的一個細節，讀后，令我眼前一亮。

　　“在學習方面，我現在開始買英文書讀。……買英文書，只有一個地方，就是日本東京的丸善書店。……每次接到丸善書店的回信，我就像過年一般地歡喜。我立即約上一個比較要好的同學，午飯后，立刻出發，沿著膠濟鐵路，步行走向頗遠的商埠，到郵政總局去取書，當然不會忘記帶上兩三元大洋。走在鐵路上的時候如果適逢有火車開過，我們就把一枚銅元放在鐵軌上，火車一過，拿來一看，已經軋成了扁的，這個銅元當然就作廢了，這完全是損人而不利人的惡作劇。要知道，當時我們才十五六歲，正是頑皮的時候，不足深責的。”

　　少年的天真、活潑、頑皮，在這里表現得充分無遺，假若季羨林能以這種心態度過他的青春歲月，呈現在我們今天面前的，將會是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形象。可惜，那只是短暫的返璞歸真。須知，這是在濟南城，不是在老家官莊，這是寄身于叔父的家，不是依偎在自己父母的膝下，環境變了，季羨林的個性也隨之發生改變。怎么變？朝哪一方向變？季羨林晚年總結，他說：從我小時候的作風看，我本是一個外向的人，然而，后來怎么就轉成了內向呢？這個問題，過去從未細想，現在回顧在濟南那段生活，忽然有所感觸，也就順便給它一個解答。我認為，“三字經”中有兩句話：“性相近，習相遠”，可以作為參考，古人說得對，“習”是能改造“性”的。我六歲離開父母，童心的發展在無形中受到了阻礙。試想，我能躺在一個父母之外的人的懷抱中，撒嬌打滾嗎？不，不能，這是難以想像的。叔父當然對我好，但他“望子成龍”，要求十分嚴格。課余除了抓學習，還是抓學習，偶爾有一點示愛，比如給我從鄉下帶回幾只小兔，也讓人感到距離，那種只能身感，不能言傳的距離。說到嬸母，我不能說她虐待我，那樣說不真實；但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歧視，在她可能是不經意，在我卻是看在眼里，記在心頭。叔父有個女兒，我叫作秋妹的，她和我的待遇明顯不一樣。比如說，做衣服，有時就給她做，不給我做。偏心自己的親生女兒，這是人之常情，不足為怪。實事求是地說，拿一個母親的標準去要求一個叔嬸，本來就是不現實的。話又說回來，要一個七八歲的孩子，有大人的開通，這是不可能的。一件兩件，我也許不放在心上，三件四件五件，經得多了，難免潛移默化，影響到自己的價值取向以至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