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中國禮文化

　　中國禮文化

　　中國，素以“文明古國”、“禮儀之邦”著稱于世。在其五千年的歷史演變過程中，禮強烈地影響和制約著中國人的思想言論和行動。重禮儀、守禮法、行禮教、講禮信、遵禮義已內化為一種民眾的自覺意識而穿于其心理與行為活動之中，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特征及基本表征。孔子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著名思想家顏元的“國尚禮則國昌、家尚禮則家大、身尚禮則身亡”等都充分反映了禮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相伴而生、相伴而長。 禮之產生，可以溯到遠古時代。首先它是人類協調主客觀矛盾的需要。自然的人倫秩序是禮產生的最原始動力，人們為生存和發展相互依賴，逐步積累和自然約定出一系列“人倫秩序”，這是最初的禮，后又有“圣賢之人”如黃帝、堯、舜、禹等為“止欲制亂”而制禮，身體力行為民眾做榜樣，從而使禮在“維穩制亂”中發揮了作用，也正因如此，人們更加遵禮尚禮。其次，禮起源于原始的宗教祀活動。遠古時代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認識自然的能力低下，無法解釋和征服自然現象與自然力，于是人們把關于人的靈魂觀念擴大到他們所接觸的自然界萬物，從而產生了“萬物有靈”的觀念，開始用原始宗教儀式等手段來影響神靈，如祭祀、崇拜、祈禱等，期望以虔誠感化和影響自然神靈，以使其多賜福少降災，原始的“禮”便

　　產生了。

　　結合文化和禮之起源，禮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概括：

　　（一）禮之本意為敬神，后引申為表示敬意所應具有的態度，即禮首先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對人對己的尊重和敬意時的態度。

　　（二）禮是一系列動作，是使內在敬意的態度外在表現化的動作。即通過一定的動作表達自己內心對人對己的尊重和敬意。

　　（三）禮是一種程式或儀式。通過多樣性的儀式，表現出行禮人對人對己的敬意、愛戴和重視。

　　（四）禮還是用來表示慶賀或敬意的物品。

　　禮，中國文化的“核心元素”

　　核心提示

　　●國學大師錢穆說過，中國文化說到底是一個字，就是禮。禮是中國人一切行為的準則。

　　●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禮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對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離開了禮來談中華文明，則無從談起。

　　中國是舉世聞名的禮儀之邦，以衣冠文物標榜國家文明的特色，舉世所無。中國人的治國方略，經過諸子百家的爭鳴與論辨，最終走上禮治的道路，這是歷史的選擇。在

　　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禮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對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天，我們學習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就不能不對禮樂文明有所了解。

　　禮是“修、齊、治、平”的大經大法

　　周公制禮作樂，中國文化的底蘊從此得以確立，其后經過孔子及其弟子的弘揚，成為博大精深可以經緯萬方的巨大體系，成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經大法。

　　首先，天人關系屬于禮。人如何順應和利用自然，如何與萬物相處，在古代中國都是以禮的形式規定下來的。我們讀《禮記·月令》，上面逐月記載著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氣象與物候的變遷周期，動物與植物的成長過程，社會生活的各種規范。要求人們愛惜森林資源，保護幼小動物。那時的人口比今天少得多，資源比今天豐富得多，但儒家已經意識到人與宇宙萬物必須共存共榮的道理，這是何等的胸懷與卓識！

　　其次，國家典制屬于禮。在中國文化中，制訂符合道德理性的國家制度稱為“制禮作樂”，好的制度被破壞了稱為“禮崩樂壞”。禮是經邦治國的大經大法，無禮則無從措手，成為社會賢達的共識，有關的論述觸目皆是，如《左傳》引君子云：“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孔穎達疏云：“國家非禮不治，社稷得禮乃安，故禮所以經理國

　　家、安定社稷。以禮教民則親戚和睦，以禮守位則澤及子孫。”子大叔說：“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荀子說：“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于輕重也，猶繩墨之于曲直也，猶規矩之于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將禮譬之為治國的衡、繩墨、尺寸，乃是規范一切的標準。

　　治國理念的實現也必須通過禮。再好的治國理想、理念，只有通過禮儀，才能層層推進，逐步變成現實，這個道理《禮記》上說得非常清楚：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這段話的意思是，道德仁義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沒有禮就無法成就。教育民眾，端正風俗，沒有禮就不能完備。紛爭辨訟，沒有禮就不能判別是非。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的名分，是倫理的基礎，沒有禮就無法確定。班朝治軍，居官執法，沒有禮就沒有威嚴的氣象。祭神敬祖等，沒有禮就無法誠敬莊嚴。一言以蔽之，沒有禮就做不好任何事情。

　　禮治法治在“交鋒”中決出主次

　　自古以來，治國之道就有法治與禮治之爭，兩者孰優孰劣，在先秦就有論辯。

　　我們先來看看法家的理論。戰國時期的法家，前期的代表人物是商鞅、申不害、慎到，后期是韓非。商鞅重法，主張法律公開，嚴格依法行政，“法不阿貴，一斷于法”，不管是卿相、將軍，還是庶人，只要不聽王命、違反國家禁令者，一律“罪死不赦”，主張“刑九而賞一”，多用刑，慎用賞。

　　申不害強調“術”，就是君王駕馭臣民的權術，要建立嚴格的考核制度，使他們努力工作，不敢偷奸耍滑；同時要寡言少語，給人以高深莫測、無從捉摸之感，這樣就可以掌控局面。

　　慎到也主張“事斷于法”，官吏守法，人民為法所役使。同時，他又提出了“勢”的觀念。他說，堯如果是無權無勢的普通人，那他連鄰居也使喚不動；他南面而稱王了，才得以號令天下。因此，地位和權力特別重要，君王務必要很好利用這個“勢”。

　　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其理論基礎是人性好利。他說：種地很辛苦，為什么還有人種？那是因為想致富。打仗很危險，但還有人愿意去，那是想立功。造車的人希望人人富貴，那樣就有錢去買他的車。賣棺材的人希望天天死人，那樣他才有生意。他又說，臣下用效死力的方法與國君做交易，國君則陳列各種爵祿與臣下做交易，彼此之間哪有什么君臣如父子關系？都是在權衡這場交易是否合算。所以，君主要善于用“利”來調動臣民的積極性，使他們服服帖帖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