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積極心理學的建設性沖突與視域轉換論文

1 引言

　　積極心理學于 20 世紀末由美國心理學家Martin E. P. Seigman 提出, 致力于研究如何促使個體、群體、組織發揮積極功能或走向繁榮等問題(Gabe & Haidt, 2005)。積極心理學側重于研究積極情緒體驗、積極人格特質和積極的社會組織等積極層面, 力圖以積極取向的科學心理學研究推進個體與群體的幸福進程、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等。它既是對集中于解決心理問題的病態心理學的反叛, 又是對人性中的積極層面、人的理性的復歸, 同時又符合當前人類追求高質量生活品質的要求。因而, 其一經提出便獲得了廣泛關注。過去 15 年中, 積極心理學研究吸引了多個國家、多種學科、大批學者的積極參與, 并逐步形成規模。例如, 國際性的積極心理學大會得以組織并定期召開, 幸福感研究等多個積極心理學研究團體得以形成并日益增多, 多樣化的積極心理學期刊、書籍陸續出版, 多形式的積極心理學課程得以開設等等。在上述積極心理學運動的發展進程中, 大部分學者、咨詢師、民眾、媒體等普遍認為, “積極”是人類獲得心理健康、獲得幸福的關鍵途徑之一。因此, 他們試圖把樂觀、幸福感等積極體驗與特質研究推向生活的各個領域,而不考慮一味追求“積極”的潛在缺陷與代價等(Grant & Schwartz, 2011; Gruber, Mauss, & Tamir,2011; Oishi, Diener, & ucas, 2007)。然而, 對“積極”的極端熱情并不能掩蓋積極心理學發展中的問題與不足, 也使得積極心理學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內、外部批評。一方面, 對積極的盲目追求會適得其反。Weinstein, Marcus 和 Moser (2005)就曾研究指出, 不現實的樂觀主義易激發個體的冒險行為而威脅生理、心理健康。另一方面, 對消極的刻意忽視則掩蓋了消極心理過程的積極作用。例如, Norem 和 Iingworth (2004)研究認為, 防御性悲觀(defensive pessimism)能促使焦慮個體的自尊、生活滿意度等獲得顯著性提高。同時, 批評者指出, 當前主流積極心理學的發展不但不利于促進心理學的一體化發展(Joseph & iney, 2006;a Torre, 2007), 反而因對心理過程進行積極、消極的人為劃分而在某種程度上割裂了心理的整體性、復雜性等(McNuty & Fincham, 2012a; Norem& Chang, 2002; Wong, 2011)。二者的沖突體現了主流積極心理學的再失衡、再分裂等當前困境。

　　然而, 批評者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積極心理學。他們與“積極”這一稱謂的極力推崇者之間的沖突是一種建設性沖突, 即二者有著共同的目標——實現人類的幸福與繁榮, 只是實現的途徑、方式不一致。這種建設性沖突有利于融合二者的研究視域, 進而實現積極心理學的視域拓展與轉換。在更深層次上, 它還能進一步推動思維方式、研究方法、研究變量等轉換與拓展, 從而促使積極心理學趨向于一種情境的、辯證的、動態的、交互的、文化的、更為平衡的發展。

2 積極心理學研究的當前困境

　　積極心理學研究的當前困境是積極-消極的再失衡與 “積極暴政” (Tyranny of the Positive;Hed, 2002)。積極心理學研究當前的困境與其生成時期的困境相似, 均表現為心理學研究中所謂積極、消極研究的失衡, 只是失衡的方向反轉。在積極心理學的生成時期, 傳統心理學研究嚴重失衡——過分關注心理問題、心理疾病的治療與解決而弱化品格優勢、美德等。因而, 積極心理學在發展之初便主要致力于研究人的美德和潛在力量 , 從而推進心理學的平衡發展。 Seigman,Parks 和 Steen (2004)曾明確指出要積極推動“修復弱勢 ”與 “培養優勢 ”的平衡發展。 然 而 , Hed(2002)、Wong (2011)、omas 和 Ivtzan (2015)等人的研究表明, 積極心理學追隨者對“積極”的極度熱情卻促使主流積極心理學研究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盲目追求積極的人格特質、積極的情緒體驗等而排斥悲觀、憤怒等所謂消極心態、消極人格特質, 并最終導致“積極暴政”。所謂“積極暴政”,由 Hed (2002)所謂“積極態度的暴政” (Tyranny ofthe positive attitude)演化而來, 指充斥在日常文化和專業領域中且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一種過分追求積極的現象——“必須培養積極的情緒和態度,必須發揮優勢以實現快樂、健康、聰明” (Hed,2004)。Hed 認為, “積極態度偏好”本就普遍存在于美國的格言、音樂、影視等文化領域, 又進一步受到積極心理學運動的激發而走向 “積極暴政”。這一“積極暴政”致使主流積極心理學研究產生了一系列問題。一方面, 過分關注樂觀、自信、寬恕、善良、幸福感等積極特質、積極情緒體驗的積極作用而忽視其消極效應; 另一方面, 極度弱化悲觀、自卑等消極特質或對消極情境的正常情緒反應的研究而忽視其積極效應。簡而言之,由消極心理學的霸權到當前積極心理學的“暴政”,積極心理學對積極的過分關注、對消極的刻意忽視使得心理學發展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這種積極、消極的再次失衡不僅不利于實現其平衡心理學研究的最初目標, 反而進一步導致了當前積極心理學發展中的諸多新困境。針對“積極暴政”及其困境, 部分研究者從不同視角進行反思、批評, 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對“積極暴政”的積極反叛。這集中體現在下述三個方面。

　　2.1 積極的悖論研究

　　針對“積極暴政”忽視積極情緒、積極特質的消極效應這一問題, 有學者主張并研究在追求幸福感等積極心理的過程中存在著“追求積極情緒的 悖 論 ” (the paradoxica effects of pursuingpositive emotion)與“積極特質的消極效應”。這就構成了“積極的悖論”研究系列。

　　一方面, 所謂“追求積極情緒的悖論”是指,人們越追求積極情緒越不可能體驗到幸福、心理健康、享樂等積極結果(Ford & Mauss, 2014)。一般研究認為, 積極的情緒體驗能帶來積極的結果, 而重視幸福感也有利于提升主觀幸福感(Fredrickson,Cohn, Coffey, Pek, & Finke, 2008)。然而, 與單純的積極體驗不同, 對積極體驗的“追求”卻并不盡然。盲目追求幸福感等積極情緒體驗可能會導致消極效應 , 即 “追求積極情緒的悖論 ”。 Mauss,Tamir, Anderson 和 Savino (2011)曾指出, 被試越重視幸福感, 越可能表現為較少的幸福情緒、較多的抑郁癥狀以及較高的孤獨感(Mauss et a.,2012)。Ford, Shacross, Mauss, Foerke 和 Gruber(2014)則進一步指出, 過度追求幸福更可能被診斷為較嚴重的抑郁障礙。另外, 李愛梅、李曉萍、高結怡、彭元和夏螢(2015)分析認為, 盲目追求積極情緒還可能損壞生理健康, 如為追求快樂情緒體驗而酗酒、吸毒進而危害身體健康。

　　另一方面, 所謂“積極特質的消極效應”是指,積極的心理特質在特定情境中產生了諸如減少幸福感、降低生活滿意度等消極結果。一般認為, 積極的人格特質如寬恕、善良、樂觀等能提高生活滿意度、提升主觀幸福感等。然而, 情境視角下的積極心理學研究發現, 積極的人格特質并不必然產生積極結果。McNuty (2011)對寬恕的研究表明, 寬恕并不總是產生有益的結果, 而是受到寬恕情景的影響。在家庭暴力情境中, 較少的寬恕能有效降低家庭暴力事件的發生頻率, 而較多的寬恕 則 會 提 升 暴 力 事 件 的 發 生 頻 率 (McNulty,2010)。

　　因此, “追求積極情緒的悖論”與“積極特質的消極效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主流積極心理學去情境化的研究成果, 也對主流積極心理學的核心假設提出了挑戰。與“積極的悖論”相對, 消極思維亦有其積極價值。出于對“積極暴政”忽視消極心理的積極效應這一問題的批評, 有學者展開了“消極思維的積極心理” (the Positive Psychoogyof Negative Thinking; Norem & Chang, 2002)系列研究。

　　2.2 消極思維的積極心理研究

　　該類研究者主張, 就人類的生存發展而言,并不是所有的消極經驗、消極情緒都必然是破壞性的, 且特定情境下的消極心理過程、消極心理特質等具有積極的適應性意義。他們認為, 消極思維的積極效應在消極情緒體驗、消極特質、消極策略等三個方面均有所體現。首先, 消極的情緒體驗可能產生積極的結果, 如提高創造力、承壓能力等。Baumeister, Campbe, Krueger 和 Vohs(2003)研究認為, 逆境情緒體驗有利于發展心理彈性, 而解決困難的體驗則有利于塑造積極的自我形象。Bonanno (2004)進一步研究指出, 消極的生活經驗能夠提高個體的承壓能力和防御能力。iney 和 Joseph (2005)的研究則進一步表明, 不滿情緒能夠激發個體的創造力和適應能力。其次,消極的人格特質具有積極的防御性意義、建設性意義, 而消極思維、防御性悲觀等則是應對焦慮的重要策略。Norem 和 Chang (2002)研究證明, 個體可以運用消極思維作為防御策略以擺脫對結果的焦慮, 進而可能導致積極的改變。例如, Norem和 Chang (2002)的縱向研究進一步表明, 運用防御性悲觀策略的焦慮個體, 其自尊、生活滿意度、目標實現等顯著提高。最后, 在社會關系或問題解決中, 消極策略在特定情境下也具有建設性意義。Tan 和 Forgas (2010)關于人際策略的研究發現,悲傷心態容易促使被試產生公平的決策。McNuty和 Russe (2010)在一項關于問題改善與關系滿意度的研究中發現, 面對重大問題, 指責、拒絕等消極行為有利于維持更穩定的關系滿意度。而 Tamir和 Ford (2012)的社會沖突研究則證明, 人們可能選擇不愉快的情緒體驗以獲得實際效益進而間接獲得幸福感。“消極思維的積極心理”及其相關研究表明, 人類獲得積極性結果的方式多樣, 主流積極心理學研究不能固步自封于積極思維、樂觀主義等所謂“積極”研究而忽視消極特質的積極意義。

　　2.3 稱謂的合法性問題爭議

　　對“積極暴政”的反叛還體現于積極或消極特質等稱謂的合法性問題爭議。一方面, 有學者認為心理過程、心理特質是價值中立的, 主張以情境與特質的交互決定論替代先驗的人為劃分。McNuty 和 Fincham (2012a)認為心理特質、心理過程等是一種價值中立的存在, 且具有情境的屬性。即心理過程并不具備超越特定情境的一般性價值, 其積極或消極價值屬性主要取決于情境、文化及其與情境的交互作用。McNuty 和 Fincham(2012a)從情境交互的視角重新考察了當前主流積極心理學領域所謂的積極情緒、積極特質, 如愉悅感、善良、仁慈、寬恕樂觀等, 以及所謂的消極情緒、消極特質, 如悲觀、悲傷、恐懼、憤怒等。他們的研究表明, 積極或消極特質對于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等的促進或削弱作用主要取決于其與特定情境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 大部分學者支持對人格特質進行先驗的價值屬性劃分。他們主張, 無論情境如何變化, 寬恕、積極思維等積極人格特質幾乎可以肯定有利于提升幸福感、生活滿意度(任俊, 李倩, 2014), 而悲觀、憤怒等消極情緒或特質幾乎總有降低生活滿意度的趨勢(Waterman, 2012)。對比兩種觀念下的實驗研究可以發現, 贊成價值屬性劃分者更傾向于單純的積極心理-積極效應研究, 體現了主流積極心理學的“積極暴政”, 是失衡而割裂的; 而價值中立支持者則充分考慮積極心理的消極效應與消極心理的積極意義而開展研究, 力圖避免一味的“積極”。可以說, 這一稱謂的合法性問題爭議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部分學者對于主流積極心理學過于注重積極心理-積極效應研究的不滿; 而爭議既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積極心理學的一體化發展, 也為深入拓展積極心理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域。綜上, “積極暴政”及其反叛等相關研究進一步突顯出積極、消極研究的再失衡與分裂。aTorre (2007)認為, 積極與消極心理學的人為對立劃分, 使心理學發展不僅沒有走向統一, 反而更加分裂。就積極與消極二分對立的短期效果來看,這種對立二分有益于宣揚積極價值而推動積極心理學運動; 但就心理學的歷史發展和人類生命過程的整全性而言, 積極與消極的二分對立忽視了個體的動態復雜性, 而單獨關注一方則并不能全面、準確地理解與把握人類的心理現象。盡管主流積極心理學研究者聲稱, 積極心理學不是不關注心理問題與疾病, 只是以“積極的方式來對心理問題做出適當的解釋, 并從中獲得積極意義”(任俊, 葉浩生, 2004); 但現實的“積極暴政”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壓抑了消極方面的心理學研究, 進而在一定層面上割裂了積極與消極的一體性。這種積極與消極的二分對立, 既是由西方重分析、重邏輯的思維方式所決定的, 也體現了日益破碎化、隔離化的知識表征。這種破碎化的思維方式雖然方便于觀察、把握客觀世界, 但卻不能全然把握客觀世界的本質。回歸到當前積極心理學研究中, 積極與消極的割裂、失衡, 既不能把握二者的相互依存、共生關系, 又阻礙科學心理學研究的統一整合。這將給積極心理學研究帶來新的困境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