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公共文化對居民宗教信仰的影響論文

摘要：隨著農村“宗教熱”的盛行，學者們紛紛重視起公共文化供給與宗教信仰之間的關系，本文將公共文化供給分為公共文化設施供給和公共文化活動供給兩個方面，根據對溫州實地調研的問卷數據建立模型并運用SPSS軟件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公共文化的影響度，與宗教信仰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可見農村的公共文化供給不足是農村宗教熱的重要原因，因此最后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為農村公共文化事業的建設提供參考。

關鍵詞：公共文化設施；公共文化活動；宗教信仰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的宗教迅速發展，掀起一陣“宗教熱”。據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在2003年，國內信教比重僅為6.1%，但2011年信教比重卻增加到了13.4％。此外，在信仰的城鄉分布中，宗教信仰群體更多地集中在農村。2007年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VS）數據顯示，農村居民中有明確信仰的比重為23.26%，比城市居民高出了3.19個百分點，顯然，農村的“宗教熱”相比城市而言更為盛行。由此引發一個問題，為什么農村的“宗教熱”比城市更為盛行？對此吳理財、夏國鋒（2007）提出自己獨特的見解，認為農村公共文化的相對供給不足引致了農村“宗教熱”，農村公共文化設施不健全、活動較少等原因導致了農民精神世界的空虛，于是農民將精神寄托轉移至宗教信仰，而宗教所宣揚的博愛、互助以及組織活動的規則性等使得宗教類似于一個“精神合作社”，能大大提高人們的組織歸屬感。那么到底是不是城鄉公共文化供給的差異導致了宗教信仰在農村更為盛行的局面呢？為了弄清公共文化供給與宗教信仰之間的影響機制，本文在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和龍灣區采取抽樣調查的方式，進行了實地調研。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節為理論分析，對公共文化供給與宗教信仰之間的關系的相關國內外文獻進行回顧；第三節則是進行實證分析，對本文的模型和數據進行了具體說明；第四節為計量結果，基于問卷所得數據進行了回歸并得出結果；第五節給出主要結論以及政策建議。

二、理論分析

　　直接研究城市中公共文化供給與宗教信仰關系的相關文獻還比較少。不過，也有一些研究從側面對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論證。如Putnam（1995）研究了美國社會資本的長期變化過程，認為美國社會資本有不斷下降的趨勢，并且認為社會資本下降是緣于電視的興起。如果將宗教參與作為社會資本積累的一種方式，那么，Putnam假說可以用來推斷，世俗文化活動參與越多，宗教活動參與就越少。Olken（2006）分析印度尼西亞的數據后發現，看電視時間增加，社會組織參與（包括宗教活動）情況就會下降。Barro（2010）的研究則表明，國際上信仰轉型發生率的差異可以部分地由不同國家居民受教育水平來解釋，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信仰轉型發生的概率。但是Alston（1971）對比了信仰轉型者與非信仰轉型者之間的受教育程度，并沒有發現二者之間有顯著的差異。不過，這些研究都沒有正面回答城市中公共文化供給與宗教信仰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關系。關于農村公共文化供給與宗教信仰的關系方面，相關文獻涉獵不少。如吳理財（2007）提出農村公共文化供給的貧乏導致了農村宗教的興起。關于農村文化與“宗教熱”的關系問題，阮榮平（2010）證明農村文化供給對宗教信仰具有擠出效應。在探究基督教文化的過程中，吳理財、張良（2010）表示，農村基督教文化之所以盛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當下農民的公共文化生活比較匱乏，很多農民正是為了豐富文化生活而信仰基督教的。值得一提的是，也有部分學者持相反意見，如張萍（2009）通過logistic回歸進行了模型擬合來分析文化因素對宗教信仰的影響，數據表明，“文化程度低的人更信神”的結論是錯誤的，至少是不準確的，在我國農村，擁有大專以上學歷的中青年人信仰基督教的比例明顯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群體，由此可以推斷，不是文化程度越低的人，才會去選擇宗教信仰。由此可見，一方面，在公共文化供給缺乏的前提下，文化程度較高的人可能對公共文化產品的需求更強，更不容易得到滿足，因此從宗教信仰中尋求慰藉；另一方面，文化程度更高的人相對其他人有更多渠道獲得文化產品，因此不容易去信教。為了進一步探討公共文化供給與宗教信仰之間的作用機制，本文將通過溫州城鄉的問卷數據進行實證分析

三、實證分析

　　1、模型的建立

　　本文擬從微觀的角度，研究公共文化分別對城市居民和農戶宗教信仰的影響程度。借鑒學者阮榮平等（2010）的研究，本文建立了如下計量模型來分析公共文化與城市居民和農戶個體宗教信仰的相關關系：R=β0+γZ+βX++μ（1）R表示受訪者是否信教（信教=1；不信教=0）。Z表示公共文化產品的影響程度，包括參與公共文化活動、利用公共設施的頻繁程度。利用公共文化設施的具體測度指標是每年前往圖書館的頻率（無=0；1-3次=1；4-6次=2；7-9次=3；10次及以上=4），公共文化活動的具體測度指標是參與公共匯演（廣場舞等）的頻率（無=0；1-3次=1；4-6次=2；7-9次=3；10次及以上=4）。X是控制變量，主要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本人健康狀況、家人信教狀況、家庭社保水平。表示城鄉各自固定效應。μ表示隨機擾動項。本模型中公共文化產品的影響程度對居民宗教信仰而言具有較強的'外生性。因為公共文化產品的影響程度能通過個體行為所表現出來。而公共文化活動和公共文化設施的供給是由政府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惠及社會。因此，個體的宗教信仰不會很大影響公共文化的供給。再者，當總體的規模較大時，個體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造成的居民參與公共文化活動的頻繁性的影響就會變得很小。基于以上的理由，本文將公共文化的影響程度視為個體宗教信仰的外生變量。

　　2、數據及回歸結果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2016年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的《公共文化供給差異對居民宗教信仰影響》課題小組于2017年在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和龍灣區所進行的隨機抽樣調查，有效回收的城市居民問卷份數和農村居民問卷分別為223份和140份。浙江省是沿海商業發達的省份，一直是中國基督教和佛教新教徒最多的省份之一。選擇溫州進行調研有以下幾點考慮：（1）溫州的城市和鄉村內均有佛堂或教堂且溫州的民俗中有大量的宗教活動。（2）溫州經濟發展較為早，城市和農村都存在圖書館、公共休閑廣場等公共文化活動場所。但由于城鄉區域性經濟發展不一致，公共文化設施的質量存在差異性，公共文化對城鄉居民有不同的影響力度。鑒于上述考慮，溫州對于本文所研究的問題具有典型性，能更好地反映公共文化影響對城鄉居民宗教信仰的影響。

　　3、數據及回歸結果分析

　　通過問卷統計，以及表1和表2的數據可知，農村的信教比重明顯大于城市的信教比重，其中不管在城市還是在農村，女性群體的信教比重大于男性。在受教育程度上，城市的受教育水平大于農村。在公共文化的影響度方面，兩個地區均有圖書館和定期舉行公共文化匯演，但是城市的圖書館被利用率顯著大于農村，而農村的公共文化匯演更受當地居民的關注。本小組就此情況進行了實地訪問和勘察，發現農村的圖書館多建于村委會辦公地附近，多以閱覽室的形式存在。閱覽室的規模均較小，閱讀環境較為簡陋，書籍更新的頻率較小。轉觀溫州市區，大型圖書館就有三座，均是集藏、借、閱、咨為一體的現代化和網絡化的環境優美的大型先進的圖書館。本小組來到三樓的人文社科區，人文社科類的圖書每個月都有一批新書引進，溫州市民可以通過市民卡在網上進行預約借閱。在公共文化匯演方面，本小組發現農村的公共文化匯演的方式更為多樣化，由于傳統習俗，溫州農村通常有舞龍、“迎大佛”等多種形式的文化匯演活動。而溫州城市，由于政府管制較為嚴格，電影多數都是露天放映的，但是由于市區電影院數目繁多，來觀看露天電影的人數寥寥無幾。在健康方面，城市居民的健康分布狀況較廣，但是兩地均是健康人數占了主要。公共文化的影響度與宗教信仰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若城市或農村中，加強公共文化的滲透程度，居民信教的概率將會極大地下降。這一負相關關系具有較高的統計學意義，因為其顯著性水平均達到了5%。且對比城市和農村居民的系數，可以看出，城市居民的宗教信仰行為受到公共匯演影響度的擠出效應更大，而農村居民的宗教信仰行為受到圖書館影響度的擠出效應更為強烈。女性的信教概率要顯著大于男性。受教育程度在城市居民的信教行為中也是一個顯著的要素。表中的數據顯示出，在城市中受教育程度越高，對信教的擠出效應更明顯。本人健康狀況中自我報告為“非常健康”的居民的信教可能性是顯著下降的，此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因病信教”之說。其次，家人信教與居民信教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尤其在農村里，家人信教行為的影響程度更大。年齡對宗教信仰也有弱的正相關關系，在農村中較為明顯，即年齡更大的人更傾向于進行宗教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