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群體的時代

實用文時間：2021-08-31 手機版

　　【內容摘要】勒龐《烏合之眾》這本書問世以來已經經過了一個多世紀，許多專家學者對這本書進行了深刻的研究，但大多數(shù)都集中在了社會、群體心理學領域，所以筆者希望能從這本書以及榮格《自我的探索》、弗洛伊德《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等著作的相關內容中挖掘出一些更具社會學意義的內容。

　　【關鍵詞】群體心理社會結構

　　一、引言

　　勒龐在《烏合之眾》這本小冊子里，對他所稱的“烏合之眾”以分析群體的心理結構、行為方式、與社會相互建構的方式為中心，進行了“群體心理”、“群體的意見與信念”、“不同群體的分類及其特點”三個方面的深入探討。縱觀全書，勒龐對群體的定義應該說是很模糊的，他所謂的“烏合之眾”既包括了暫時性集結群體，又包括了持久性的社會組織和社會階層、社會階級。在書的第三卷“不同群體的分類及其特點”中他集中討論了犯罪群體、陪審團群體、選民群體和議會幾種看似在社會地位、財富等方面截然不同的幾個群體，通過他的分析卻發(fā)現(xiàn)，其實這些看似相差很遠的群體實際上都符合了他之前對群體心理、態(tài)度與行動做出的通則性判斷――即擁有相同的群體特征如去責任化、去個性化和理性弱化等等。在全書的最后，勒龐并沒有總結他在全書中關于群體做出的諸多有些散亂的結論，而是用從群體發(fā)展的角度對文明的偉大與衰敗的過程進行簡要而精彩的描述作為結尾。

　　二、“群體”作為研究單位的價值

　　下面談一下筆者通過閱讀這本書，對研究“群體”這一社會單位在社會學理論能動—結構的整合與費孝通先生提出的科學性—人文性之綜合過程中的重要意義的一些理解。

　　事實上如上文提到的，勒龐在《烏合之眾》這本書中所提及關于群體很多問題如群體分子的自我異化、個人責任感的弱化和社會服從與過度服從等等，無不在今天社會中依然存在、甚至是經過了進一步的強化后作用于我們的社會。縱觀勒龐此書，經常可以看到勒龐這位經歷著法國大革命的保守主義者對群體、尤其是舉著社會主義旗幟的政治暴民群體對社會秩序的威脅表示不滿、歧視與擔憂，而實際上今日的社會中群體的作用并不僅僅集中于暴力――如勒龐所述的“群體只有強大的破壞力，他們的規(guī)律永遠是回到野蠻階段”，而是以各種形式作用于我們社會結構的各個方面，同時接受著不斷變化的社會結構的塑造，二者相互建構。不僅僅限于我們從書中看到的歷史上那些革命中，那些看起來毫無組織的群體與有組織的群體是如何與社會的上層相互斗爭，在微觀的混亂與宏觀的整齊中將世界各地的文明改寫，時至今日我們仍可以看到社會群體――無論是有組織的還是暫時性集結的還是根本沒有集結而僅僅是由于一個社會事實或社會問題擁有了共同的心理特征或是某種身份，或者通過施加壓力推動政府政策的相關制定與修改，或者通過持續(xù)的群體內部交流、相互加強群體共同心態(tài)與理想從而使某種足以影響社會發(fā)展的社會意識得以穩(wěn)定化――總之，都在與社會（結構）進行相互建構，這種建構作用明顯強于社會個體對社會結構的影響。因此，筆者認為，群體這一概念有必要在社會學方向上進一步挖掘。

　　首先，群體與社會學的微觀層次――個體相比，研究的難度要變小，研究的實際應用價值也比較大，至少不小于個體。誠然，群體心理的研究也要面對一系列由于人的特殊性“人是一種有思想、有感情、有動機、對社會研究的活動有反應的研究對象”產生的困難，比如“它的組織不僅有種族和構成方式上的不同，而且還因為支配群體的刺激因素的性質和強度有所不同”，但是相對于個體，群體往往保持著更大的受集體無意識支配的特點，比如易受暗示，快速接受指示和迅速行動等特征，這使得群體相較于個人存在著更大的研究可能性。而對于個體來說，研究者將面臨著其有意識的理性思想和無意識的潛在思想的疊加，況且個人思想的合理性與行動的合理性是不同的概念。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群體的易形成性――有時只需閱讀一份相同的報紙，就可以形成一個可供社會學研究的群體。綜上，群體研究的難度是要小于個體研究的。而群體的重要作用在上文也已經提到，在改變社會結構方面，群體因其更大的體積與勢力、更廣泛的相關社會關系、更強的社會意識代表性使得其對于社會結構的改變更具有力度與可能性；而個體對于社會的作用往往是通過結成群體實現(xiàn)的，結成群體這一過程同時又使得個體的主體意識削弱，進而表現(xiàn)出更強的群體意識或集體無意識，集體理想代替了個體理想――由此推測，研究群體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代替對個體心理規(guī)律及行為的一部分研究的。

　　其次筆者要談到的是對群體研究的社會學理論傳統(tǒng)綜合即實證主義—人文主義即科學性—人文性綜合的可能性。勒龐的這本小冊子和他的另一本出色的著作《民族演化的心理規(guī)律》已經向我們證明了對社會群體進行人文主義理解性質的研究是可行的，盡管他的諸多結論有些存在錯誤，但是他對群體從傳統(tǒng)文化價值觀入手進行探究的結果在應用于觀察、分析各類群體時的有效性是不能否認的，例如群體的諸多心理規(guī)律：受詞語、套話喚起的形象支配；結成群體后理性的泯滅和幻覺的主導；斷言、重復和傳染對群體強大的控制作用等等。當然實證主義方法在探究群體行為規(guī)律及其原因時的表現(xiàn)一樣出眾，涂爾干的《自殺論》事實上就是利用實證主義方法對自殺群體進行探究的典型代表。這樣我們可以看出，對群體的社會學研究，是可以從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兩個方面同時進行的。實證的方法通過對社會學數(shù)據(jù)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可以對群體行為的外在規(guī)律和淺層心理原因進行探求，如信仰何種宗教的群體自殺率偏高等，人文的方法則通過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專家對群眾傳統(tǒng)文化價值觀的'考察推測出群體的行為的較深層心理原因和社會原因，并在對社會各類群體的歷史觀察中得到檢驗。這樣，二者在群體研究的問題上應該說可以得到統(tǒng)一。

　　三、群體精神結構與社會結構的相互作用

　　接下來談一下群體精神結構與社會結構相互作用的一些問題。

　　首先是社會群體的自我異化與社會服從、過度服從與社會的科層化、組織化的相互促進關系。首先是群體成員易受群體內部共同理想、情感的暗示與傳染，思想和感情轉向同一個方向――原因就是，群體更容易接受一個由傳統(tǒng)、歷史或群體領袖賦予的直接的形象化觀念――社會地位的安排、經過歷史不斷重復的各種既定規(guī)則也屬此類――的控制。個體很容易在獲取其社會地位的同時受到并接受社會規(guī)則安排的暗示，進而在履行其社會地位賦予他的職責的同時不斷強化在同一社會地位上的相同暗示，因此失去對自己能動、創(chuàng)造性的認知與堅持而出現(xiàn)自我異化、社會過度服從的狀況，進而整個社會群體都出現(xiàn)了這種自我異化的傾向，最后長時間維持這種狀態(tài)逐漸使得群體出現(xiàn)了對社會安排、領袖的強烈依賴。社會群體的這種心理和行為傾向無疑使得社會的科層化組織化得以順利的貫徹。接下來是社會的科層化、組織化傳統(tǒng)對社會群體的異化作用，對社會群體的異化要比社會個體的異化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無疑更大。

　　其次要討論的是社會群體與社會個體對符號的解讀方式、方向的不同。社會，如上文論述，在更大程度上是取決于社會群體而非個體的行動與心理狀態(tài)。這里的原因就是，相同的符號在社會群體中喚醒的是群體的想象力與情感，而在個體心中喚醒的是理性。個體在審視一種傳播給他的文化價值觀念時，采取的是從個體利益角度理性的分析這種觀念的有效性，實用性。而群體則不然，“群體推理的特點，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食物攪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體的事物普遍化”，群體需要的是符號能夠用一種極具吸引力的方式充分喚起其想象力與形象思維，直到這個符號背后的觀念進入群眾的無意識領域，變成一種靈感，就像神話和宗教一樣。勒龐充分肯定了群體這種意義上形式大于內容的精神結構傾向：“分析一下一種文明就會發(fā)現(xiàn)，使它得以存在的真正基礎，正是那些神奇的、傳奇般的內容。在歷史上，表象總是比真相起著更重要的作用，不現(xiàn)實的因素總是比現(xiàn)實的因素更重要……國家的威力，便是建立在群體的想象力之上”（勒龐，1895：81—82）。因此，在制定社會政策、文化觀念導向時，有必要看到社會群體的這種精神結構對社會結構作用的反應的規(guī)律性傾向。

　　注釋：

　　①“實際上是指……沉淀于人類心靈底層的、普遍共同的人類本能和經驗遺存。這種遺存既包括了生物學意義上的遺傳，也包括了文化歷史上的文明的沉積……作為人類的心理中具有傾向性、制約性的心靈規(guī)律，它們對人類的行為、理解和創(chuàng)造產生著重大影響。”

　　②當然，社會學家并不需要集中于群體行為和心理狀態(tài)的最內在心理機制的探究，那是心理學家們需要去解決的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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