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文刪改是否是一種教學資源論文
讀《教學月刊·中學版》（教學參考）2011年第8期王霆、王永峰的文章《教材刪改部分：不可或缺的教學資源》，于我心有戚戚焉。該文談了如何把課文刪改部分作為一種教學資源的想法。筆者不憚狗尾續貂，也想談談對這個問題的意見。課文的刪改部分，不一定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教學資源，也不是簡單到只要引入課堂那么簡單。
圍繞中小學特別是中學語文教科書課文刪改的問題，近些年的議論不絕于耳，這與社會文化思想的嬗變和語文課程與教學研究的深入有關。大體說來，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的討論，還往往集中在課文對原文語言特別是詞語的刪改方面，并且這些探討文章往往是贊許的聲音，發掘了很多課文對原文語言的精彩的、有益的修改。這些例子里既有原作者后來的自改，也有編入教科書后課文編者的修改。當初我們廣大教師對此自然容易順理成章地接受，并且因而促進了我們的教學。這些實例，曾經并且還將繼續幫助教師規范學生語言、提高語言教學效率發揮積極作用。
20世紀90年代中期直到現在，受以往探究課文刪改的文章的影響，人們對語文教科書，特別是人教版中學語文教科書中的課文刪改現象進行了深入探討，陸續發現了一些課文被刪改的語句乃至段落。人們發現，有些課文早在被編入教科書伊始就被改動了，如初中語文課文林嗣環的《口技》、魏學洢的《核舟記》，早在葉圣陶、夏丏尊1935-1938年編著的《國文百八課》中就刪改過，前者刪改了有關性的描寫，后者刪掉了原文結尾的一段評論。也有的課文，是新中國成立后選入教科書后才刪掉的，如高中語文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把荷葉比作剛出浴的美人的比喻句和結尾引入梁元帝《采蓮賦》的部分，當初《國文百八課》就沒有刪改。像這樣的刪改不勝枚舉。伴隨著這些發現，批評的聲音也漸漸多了起來。議論的主要傾向集中在課文被刪改的部分大大降低了全文的思想內涵，強烈要求課文恢復原貌。
我們該如何對待當前這些方面的意見呢？討論語文教科書中課文的刪改，既有教科書編寫層面的意義，也有教學層面的意義。從教科書編寫層面講，不能說凡課文保持作品原貌的就一定好，刪改的就一定不好。語文教科書的編寫沒那么簡單。課文的刪改，有著一系列當時的社會的、教育的主客觀因素，也會產生實效大小長短的主客觀效果。任何時候，中小學語文教科書既要體現一定的意識形態和教學理念，也要考慮教學計劃和具體目標，同時還要考慮學生的身心特點。大多數課文經過編者的潤色、修改，增色不少，他們的功勞不可埋沒。另一方面，在某種意義上課文刪改也是一個自我弱化的過程，是一把雙刃劍。它在剔除了原文中很多蕪雜的東西，排除了很多危險性的同時，也讓課文本身變得脆弱，使其思想變得單調，埋下了懷疑的種子，同時也喪失了原文應有的豐富性與感染力。
然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有些刪改是必須要考慮的。有的課文刪改，當初可能是為了降低教學難度和減少教學時間，如對契訶夫的《套中人》原文敘述視角的改編，對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原文開頭和結尾的刪除，對魯迅《社戲》原文開頭談在北京兩次看戲部分的刪除。對于課文《口技》《荷塘月色》原文中涉及性方面的描述的刪改，主要是出于對青少年學生身心發育方面的考慮。對這些方面的修改，現在是否需要恢復仍然要進行調查研究，進行嘗試。對待思想政治性強的課文的刪改，也應如此。這類課文在不同的.年代有過不同的改動，改動的意義也可能完全不一樣。恢復改動部分與否，甚至整篇課文撤換與否，都是要斟酌再斟酌的。
讓人擔心的是，我們現在有些論者常常自鳴得意，只圖嘴上痛快，生怕浪費了自己一時的發現，而沒有經過斟酌，更沒有教學實踐的檢驗。有些文章是不是只從成年人的角度、只從文本自身的角度討論刪改的利與弊、是與非呢？是不是沒有對課文在整冊教材中的位置和地位，對課文的真實讀者，也就是受教育的學生接受情況和接受程度加以系統審議呢？是不是存在既沒有尊重傳統文化，也沒有考慮先進文化建設的問題呢？豈不知，這些論者所謂的發現是當初編者業已思考過的，其刪改是經過編者們多次的集體研討，經過多輪的教學試驗的，可謂是用心良苦啊！ 語文課文不存在該不該刪改的問題，刪改是必須的，也是必要的，問題是課文哪里該刪改，該如何刪改。由于語文教科書選文經驗的繼承和因襲，一些經典名篇課文到底對原文作了哪些刪改，我們不是全都很清楚，無論是語言方面的，還是思想內容方面的，或者是兼而有之的，仍然需要我們繼續細致入微地加以發掘和研究。對于那些現在看來確實由于課文編寫者當時所處的社會文化氛圍、教育思想和理念的原因造成的某些刪改不當之處，把它看做歷史遺留問題，嘗試著改正也就是了，應該向前看，不能求全責備追究以往，也不能遷怒于他人，要把心思放在教科書的建設上。
從教學層面講，無論語文教科書中的課文對原文是進行刪改還是保留原貌，也無論是曾經被人議論過刪改與否，在一個成熟的語文教師那里，都不應成為問題。我們在教學中，仍然需要親自對課文的全部內容加以審視，需要把它們與自己的學生做實事求是的考察，斟酌利弊得失。即便課文是原文，也可能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對于的確不適宜的內容，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大可置之不論，或淡化處理。對于那些已經刪改過的課文，還要返回去細讀原文，體會改動背后的原因、性質和程度，考慮是否刪改得當；同時考慮學生接受的時機、程度和能力，考慮教學的實際效果和效率。只有經過這樣的思考，在這個基礎上，才能考慮該不該和如何在課堂上引入刪改的部分與原文加以比照，借此引發師生間討論作品的文學性和思想性。只有此時，王霆、王永峰的《教材刪改部分：不可或缺的教學資源》的討論才有意義。
應該注意到，我們不能把這些刪改看成教學中不可或缺、非用不可的，不能為引入而引入，不能從刪改走向不敢越原文雷池一步，從當初的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限于教科書的篇幅和教學時數的限制，那些長篇節選的課文是根本無法進行所謂的引入刪改部分的。這當然自不必說，就是那些單獨成篇的課文，也不是把課文所有的刪改部分引入課堂都是適當的。無論是語言還是思想內容，語文教科書中的課文如果使用不加刪改的原文，或教師引入不當，往往會給我們的教學帶來更多的困難和挑戰。那些限于學生的身心發展、社會文化傳統、編者學術水平而做的刪改，一旦得以恢復，就必然要求我們語文教師具備相應的能力。無論是對于涉及性描寫的文字，如課文《荷塘月色》《口技》原文中所謂容易引發學生性方面的聯想和好奇心的處理，還是涉及政治思想的問題，如課文《最后一次演講》關于司徒雷登的一段話的處理，亦或者是涉及名人的容易引發懷疑的事跡內容的處理，都考驗著我們教師的教育思想的高下，也考驗著教學設計的能力和水平。
課改觀念的更新，學術理論的發展，為課文的解讀，特別是文學作品類的課文解讀，提供了新的理論視野和工具。對此我們是否具備了完備的知識了呢？同樣是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和契訶夫的《套中人》，用原文的開頭導入新課激發學生的閱讀動機是巧妙的教學設計，但是如果把原文的開頭和結尾部分都編入課文或者是教師以別的什么方式引入課堂中來，往往就會引發原作品本身特有的敘述視角問題，就必然要求我們語文教師具備相應的敘事學、對話理論方面的知識和能力。在課堂上引入張岱寫的《于園》的原文部分，也許會在如何設計對比教學的內容和方式問題上給教師帶來麻煩；引入魯迅《社戲》原文作者談論在京城里看京劇的語段，必然會要求師生具備一定的文化自覺意識。由此看來，我們對于在課堂上引入課文刪改部分引發的教與學的困難要有恰當的估計。
語文教科書課文的刪改與否，對于我們一線教師來說其實不成問題。真正成問題的倒是我們需要全面而具體地知道課文哪里需要刪改、哪兒做了刪改，需要我們提高哪方面的學術水平來應對這些內容。課文，無論其刪改與否，都應該而且可以作為我們教學的一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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