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翻譯 研究 領域，近年來可以說有兩大派別占據(jù)了主導地位：一派以廣義上的語言學為基礎，致力于建構和 發(fā)展 經(jīng)驗性質(zhì)的翻譯 科學 ；另一派則從 歷史 的角度通過描寫的方式來研究翻譯 問題 。兩者盡管大相徑庭，但有一個突出的共同點，即具有較強的經(jīng)驗性，與純 理論 研究形成了對照。本文旨在通過對三本代表性著作的考察，來管中窺豹，看當今西方兩個主要譯學研究派別的某些特點，同時可以對西方的純理論研究略有了解。

　　關鍵詞：翻譯研究、新發(fā)展、代表作

　　RecentDevelopmentsinTranslationStudiesasSeenfromThreeRepresentative

　　BooksPublishedinthe1990’s

　　DanSHEN

　　Abstract:Inthefieldoftranslationstudies,despitetheexistenceof

　　multipleapproaches,twotrendsofdevelopmentseemtohavebeendominating

　　inrecentyears:onebasedonlinguisticsinthewidesense;theother

　　markedbyahistorical-descriptiveorientation.Whilethetwotrendsof

　　developmentarecontrastivewitheachother,theyshareonethingincommon,

　　namely,bothbeingessentiallyempirical,formingacontrasttotranslation

　　studieswithasomewhat‘purely’theoreticalorientation. The presentpaper

　　offersadiscussionofsomerecentdevelopmentsinthefieldbywayof

　　reviewingthreerepresentativebookspublishedinthe1990’s.Throughthe

　　presentreview,wemaygetaglimpsenotonlyofthecharacteristicsof

　　thetwomajortrendsofdevelopment,butalsoofcertainfeaturesofthe

　　theoreticalversustheempiricalorientation.

　　Keywords:translationstudies,developments,representativebooks

　　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西方翻譯研究進展迅速。如果說西方譯學研究在60和70年代的突飛猛進主要得益于語言學的快速發(fā)展的話，在近二十年里，文化研究、文學研究、人類學、信息科學、認知科學、心 理學 和廣義上的語言學等均對翻譯學科的發(fā)展起了較大的推進作用（參見Gentzler

　　1993,Neubert&Shreve1992）。盡管翻譯研究的 方法 紛呈不一，但近年來可以說有兩大派別占據(jù)了主導地位：一派以廣義上的語言學（尤其是語篇語言學和話語 分析 ）為基礎，致力于建構和發(fā)展經(jīng)驗性質(zhì)的翻譯科學；另一派則從歷史的角度通過描寫的方式來研究翻譯問題，意在揭示翻譯實踐與研究中蘊含的文化與 政治 因素（參見Venuti,

　　1997）。

　　本文旨在通過對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三本西方譯學研究代表作的考察，來看西方翻譯研究新發(fā)展的一些特點。這三本著作分別為巴茲爾·哈廷姆（Basil

　　Hatim）所著《跨文化交際：翻譯理論與對比語篇語言學》（1997）；哈羅爾德·基特爾（HaraldKittel）與阿明·弗蘭克（Armin

　　Frank）主編《跨文化性與文學翻譯的歷史研究》（1991）；丁達·戈爾萊（DindaGorlee）所著《符號學與翻譯問題》（1994）。就這三本書來說，哈廷姆的著作可視為上文提到的第一大研究派別的典型著作，基特爾與弗蘭克的書則是第二大派別的一部代表作。這兩大派別盡管大相徑庭，但有一個突出的共同點，即具有較強的經(jīng)驗性。與此相對照，戈爾萊的《符號學與翻譯問題》一書則是純理論研究的代表。通過對這三本書的考察，我們不僅可以管中窺豹，看到當今西方兩個主要譯學研究派別的某些特點，而且可以對西方的純理論研究略有了解。

　　一

　　近二十年來，對比語言學、語篇語言學和翻譯理論均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將這三者結合起來研究的論著尚不多見。哈廷姆的《跨文化交際》一書在這方面作出了可喜的努力(詳見Shen

　　1999)。哈廷姆在書中提出了一個語篇處理的理論模式。它包含語境、語篇結構和語篇組織這三大部分。在探討語境時，哈廷姆主要采用了語域理論（the

　　theoryofregister），但將符號學和語用學（主要用于意圖研究）也納入了語域分析，如下圖所示（Hatim1997:22）：

　　哈廷姆認為“規(guī)約性交際”（InstitutionalCommunicativeTransaction）、“語用行為”（Pragmatic

　　Action）和“符號互動”（SemioticInteraction）這三種語境成分對于語篇類型、語篇結構和語篇組織起決定性的作用。他以該模式為框架，以 英語 與阿拉伯語之間的翻譯為分析對象，對語篇類型、語篇結構和語篇組織進行了系統(tǒng)的探討。就語篇類型來說，哈廷姆區(qū)分了說明文和論證文這兩大類。就語篇結構而言，哈廷姆主要對段落劃分、嵌入主文本中的次文本的作用等展開了討論。至于語篇組織，哈廷姆探討了文本中的主謂遞進、句間銜接手段、直接引語與間接引語等多種因素。該書在圍繞作者提出的語篇處理模式進行了充分討論之后，又擴大范圍，針對語篇類型與禮貌策略之間的關系、如何對待來自兩個不同文化的文本以及如何翻譯非虛構性文本中的反諷性成分等問題展開了討論。

　　總的來說，該書有以下幾個特點：(1)與眾多以語言學理論為基礎的譯學研究論著相類似，該書以一個理論模式為中心，逐層推進地展開討論，具有很強的系統(tǒng)性。(2)

　　與傳統(tǒng)的語言學翻譯理論形成對照，該書十分強調(diào)情景語境的作用。譬如第11章在探討語篇中表達情感的語言手段時，注重對權力關系和和意識形態(tài)之 影響 的探討。(3)

　　該書探討的是超過句子這一層次的語篇類型、語篇結構和語篇組織，并關注這三個層次之間的交互作用（參見Nord1991）。(4)該書還注重對翻譯總體策略的探討。譬如在探討直接/間接引語時，哈廷姆指出阿拉伯人在寫新聞報導時，習慣用間接引語。在將 英文 新聞報導中的直接引語譯入阿語時，譯者應采用一種間接的或者“半直接”的形式，這樣方能在修辭功能上達到對等。由于以上這些特點，該書較好地揭示了語篇的組合機制和交際過程中的一些重要因素，為譯學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洞見。正如諾伊貝特和施萊夫所言，語篇語言學模式將翻譯對等建立在“語篇和交際的層次上，而不是句子和詞匯的層次上”，因此為譯學研究提供了“比句子語言學更為強有力的分析工具”(Neubert

　　&Shreve1992:24)。

　　值得一提的是，該書不僅致力于將對比語言學和語篇語言學運用于翻譯研究，而且注重通過翻譯研究來檢驗和豐富這兩個語言學派。在這一點上，它有別于僅僅將語言學模式當作工具的譯學研究。該書證明“在進行對比分析時，若不以話語為基礎就無法達到完整。同樣，缺乏對比基礎的話語分析也難以達到完整。翻譯則為語言對比提供了最為適用的研究框架。”(Hat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