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翻譯批評；對話理論；對話
[摘要]：翻譯批評的發(fā)展對推動翻譯研究發(fā)展有重要作用，它經(jīng)歷了從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再到讀者中心的闡釋模式，卻無法擺脫獨白的色彩。文章以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為基礎，從翻譯批評的本質(zhì)、功能、原則、規(guī)范嘗試構(gòu)建翻譯批評的理論框架，以期在認識論上為翻譯批評帶來啟示。
一、國內(nèi)翻譯批評現(xiàn)狀
翻譯批評，作為翻譯理論與實踐的橋梁，與翻譯事業(yè)的發(fā)展息息相關。各種翻譯理論的出現(xiàn)，都會為翻譯批評帶來新的理念和變化，如對等理論，讀者反應，闡釋學和解構(gòu)主義均為翻譯批評的發(fā)展拓寬了研究的視野。翻譯批評隨著翻譯研究范式的演進而演變，亦出現(xiàn)了幾種翻譯批評研究模式。
作者中心論以忠實于作者的原意為標準，文本不過是獨特個體的表現(xiàn)形式。文本中心論將“忠實于原作”作為首要責任。讀者中心論將讀者的反應被視為譯作的標準。盡管他們更新了自身的研究視角，卻切斷了翻譯活動過程的鏈條作者——文本——讀者（譯者），進行的是獨白式的研究，滿足不了翻譯批評發(fā)展的進一步要求。前蘇聯(lián)哲學家巴赫金米哈伊爾的對話理論提倡參與者之間對話，因此文章以其為理論基礎，以期促進翻譯批評的進一步發(fā)展。
二、對話理論概述
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從1920年的《審美活動中的作者與主人公》，1935年的《小說話語》，到1961年的《論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書的改寫》，經(jīng)過逐步的補充、深化和拓展，最終構(gòu)成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文章將集中探討對話理論的幾個核心問題：
1、對話與對話性
巴赫金稱文學作品中人物之間的對話為“純對話”。文章討論的是對話理論意義上的對話：“同意或反對關系、肯定和補充關系、問和答的關系”。[1]
對話性指“具有同等價值的不同意識之間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2]基于對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分析，巴赫金得出結(jié)論：“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說一切莫不都歸結(jié)于對話,歸結(jié)于對話式的對立,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3]對話滲透到人們最深層的精神領域。
2、對話生存的時空
對話生存的時空包括共時性和狂歡化。[4]
同時存在和相互作用即共時性。對話語言在共時性的作用下，在一句話中表現(xiàn)兩種不同的聲音——雙聲語，而且，各種聲音、各種意識，在對話中同時出現(xiàn)，必然產(chǎn)生爭論、交鋒。狂歡化是個體之間的相互關聯(lián)。在狂歡化的時空里，每個參與者都積極參與和交流。
3、對話關系：自我與他者
針對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巴赫金認為，我之存在是一個“我之自我”，我以外，皆為他者“于我之他”。自我意識的加強只有建立在與他者意識的對話關系上才能成為可能。沒有他者，自我就不能生存和掌控自己。只有建立在互相反映，互相接受，互相認可的基礎上，自我才能獲得本身的完整性。
三、對話理論關照下翻譯批評理論的框架
文章作者采用對話理論進一步對翻譯批評理論的內(nèi)部框架嘗試進行重新透視與構(gòu)建，包括本質(zhì)，功能，原則和規(guī)范，以期獲得一些對翻譯批評理論框架的新認識。
1、翻譯批評的本質(zhì)
1.1 翻譯的本質(zhì)
鑒于翻譯批評是在翻譯活動之后進行，作者將從對話理論角度審視翻譯活動的本質(zhì)。
文學作品一旦產(chǎn)生，與讀者相遇，在其能動參與下，作品就被不斷地詮釋并經(jīng)歷著多重考驗。作為原文本的第一讀者，譯者發(fā)揮他的主動性創(chuàng)造性地完成譯作。在這其中，他不止是與原文本或者原作者相遇，還與心中假想的讀者相遇。譯者與目的語讀者對話不可避免。譯本在進入目的語文化的過程中，經(jīng)受各種質(zhì)疑與考驗，使得譯作與讀者之間的對話不斷循環(huán)。
由以上可看出，翻譯是一場主體間對話的綜合體，它不是單純發(fā)生在原文本產(chǎn)生的空間或目的語文化的空間，而是譯者在發(fā)揮主動性的同時，游走在原作（作者）和讀者之間，來回調(diào)解，平衡，以期奏出和諧的樂章。
1.2 翻譯批評的本質(zhì)
基于對翻譯過程中對話層次的認識，翻譯批評對翻譯中包含的對話也應投以關注。
呂俊指出，譯者在文本翻譯時，并不知道他的譯文現(xiàn)實性讀者會是哪些人，也不會準確預測，而另一方面譯文讀者在閱讀時，作為第二作者的譯者又是不在場的，隱匿的。讀者也不知道或不完全確定譯者話語與他所理解的之間由多大差別，更不知與原文作者（第一作者）的原文話語由怎樣的區(qū)別。這就造成了雙重的缺席性話語。批評的介入就會把原文作者，原文文本，譯者與譯文文本以及譯文讀者串聯(lián)起來。它對于譯文讀者來說就充當了一種現(xiàn)實性的聯(lián)系紐帶，并激活了這種隱含的對話關系，它是參與對話的一種對話。[5]
基于對話理論的思想，翻譯批評不再只具有對譯作本身的糾錯功能而是對這場對話的言說。批評者揭示這場對話的過程及背后隱含的因素，并歡迎各類聲音與其對話和爭論。他使用話語權(quán)開拓話語的空間，并參與構(gòu)建文本的意義。
2、翻譯批評的功能
翻譯批評以對話的方式實現(xiàn)其功能。一方面，譯者通過譯作言說自己對原作的理解。在批評者的隊伍中大眾讀者沒有權(quán)力言說，偶爾扮演批評者的譯者處于言說和被抨擊的尷尬，于是只剩下了比例很小的專家的聲音。為了構(gòu)成可對話的雙方，批評家的聲音不可或缺。譯者與批評家之間的交流促使翻譯批評能更好地指導與規(guī)范翻譯活動，提高譯作質(zhì)量。
批評家對譯作的回饋，同時可為目的語讀者構(gòu)建文本的意義作參考。目的語讀者可選擇批評家的批評話語獲得對譯作新的認識與理解。目的語讀者與批評家的對話促進了對譯作的理解也提高了譯作在目的語中的影響力。
在進行翻譯批評時，批評家們可以借助他們的批評話語為沉默的他者聲辯，使主流文化與邊緣文化，強勢與弱勢之間交流渠道暢通，增強交流與對話，以保證互不相融的意識能成為一個實體。
3、翻譯批評的原則
如上所說，以往的翻譯批評都帶有獨白的色彩。巴赫金指出，“單一的聲音什么也解決不了。兩種聲音是生活的最低條件，也是生存的`最低要求。”[6]對話是生活的基本條件。翻譯批評也以傾聽他者的聲音為準則。
從對話理論的角度來看，多重的聲音促進文化及文化批評更多元化。后殖民主義為東方人的話語拓展空間；女性主義批評為女性話語而努力；新馬克思主義批評為工人階級的話語而爭辯。全球化的進程要求我們關注傾聽他者，講求多樣性，同時在自我與他者的對話中尋求和諧。
對話的復雜性又要求參與對話的各個元素保持獨立的立場。只有當每種意識或聲音扎根于共時性和狂歡化的時空，他者才能被引入交流，批評的多樣性也才能得到發(fā)展。
批評者同時要尊重他者，培養(yǎng)他者意識。翻譯批評中的參與者包括批評者需確保對他者的意識形態(tài)認可。
4、翻譯批評的規(guī)范
翻譯批評的規(guī)范準如同翻譯的標準，被認為是翻譯批評的尺度或基礎。
文章對翻譯批評規(guī)范的詮釋不是力求尋找譯作的終極衡量標準，而是力圖為翻譯批評提供發(fā)展方向，對翻譯批評規(guī)范進行描述。在各種文化參與的眾聲喧嘩的和聲中，譯者不必喪失自己的話語權(quán)。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遇到的原作，原作者，讀者之間的利益沖突，有自己的處理策略，也會作出必要的犧牲，但同時也應警覺文化的缺失甚至崩潰。
從對話理論角度闡釋翻譯批評的規(guī)范，能使譯作能承載更多的對話主體，譯者和批評家們能傾聽更多的聲音，百家爭鳴，實現(xiàn)文化的共融。在每一次歷史情境的參與之下，對于譯作，形成新的言說與應答，而這也使得譯作能生生不息。
四、結(jié)語
單維的翻譯批評模式，原作者中心，文本中心和讀者中心逃脫不了發(fā)展的窘境，文章作者借助巴赫金的對話理論，期待為翻譯批評理論發(fā)展開拓新的視野。翻譯被視為主體間對話的綜合體。因此，翻譯批評即對翻譯中對話的評說。本著傾聽他者聲音的原則，翻譯批評通過對話實踐提升譯作價值，建立話語空間的目的。翻譯批評應揭露和解釋對話過程中的現(xiàn)象，以激起與讀者的對話。作者從對話理論角度建構(gòu)翻譯批評的理論框架，以期人們更多關注翻譯批評事業(yè)的發(fā)展，也是對翻譯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作出努力。
參考文獻
[1][4] 董小英. 《再登巴比倫塔：巴赫金與對話理論》, 北京: 三聯(lián)書店，1994.
[2][3] 巴赫金米哈伊爾. “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詩學與訪談》，白春仁、顧亞玲等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 呂俊, 侯向群. 《英漢翻譯教程》,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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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http://www.nvnqwx.com/shiyongwen/214900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