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國與國的文化交流也越來越密切。我國越來越多的文學作品進行翻譯并介紹到國外；與此同時，也有國外的一些譯者將我國的作品翻譯到他們本國的語言。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有一種權力關系在制約著譯者，使得不同國家的譯者在翻譯同一部文學作品的時候，會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
一般來說，強勢的國家更加崇拜自己本國的文化，而對于外來國家的作品則抱以不屑一顧的態度，因此導致翻譯書籍占英美圖書比重較小，根據筆者查找的數據，在 1990 年，英國出版了 63980 種圖書，其中翻譯書籍僅有 1625 種（2.4%）；美國出版了 46743 種圖書，其中翻譯書籍僅有 1380 種（2.96%）（李紅滿，2003:106-107）與之相反，翻譯的書籍在弱勢文化中所占的比例較之文化強勢國家大了許多。以韓國為例，2000 年至 2012 年，從韓國出版市場的翻譯圖書所占的比重一直維持在 25%-31% 之間。這和英美國家的數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不僅如此，當我們仔細閱讀強勢國家為數不多的翻譯書籍時，會發現譯本和原著所要表達的意思會有一定的出入，這是因為譯者會受到權力的制約，對其中部分用詞進行一定的修改，這在某種程度上會違背原著作者的初衷，使得譯本在譯入語國家產生與本國不同的效果。本文將從權力話語理論的視角下，對一些文學作品及其各國譯本進行分析，從各國譯者在翻譯他國文學作品時采取的翻譯策略中，探尋對我們中國譯者的啟示。
一、權力話語理論
后結構主義的思想家們認為，翻譯不是單純的語言間的轉換，也不能看作是文本層面上的信息轉換，而是和文化與權力密切相關的。在研究翻譯和權力的相互作用的理論家中，最有代表性的學者就是福柯，他提出了“權力話語理論”，所謂“權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它是一種網絡關系，彌漫于人類存在的全部領域。它包括有形的，如政權機構、法律條文；無形的，如意識形態、道德倫理、文化傳統和習俗；還包括思想、宗教等的影響。它們是一種對人們思想行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們形成一個龐大的網絡，任何人都不可能獨立于這個網絡而存在（呂俊，2002：106-109）。福柯把“話語”與“權力”結合在一起進行考察，認為社會制度、權力機制對話語實踐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他認為自由的、不受約束的人文科學知識是不存在的。
權力話語理論給翻譯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論指導和研究方法，使得翻譯不僅僅局限于語言學，而是擴展到文化，歷史，美學，甚至意識形態等多樣的學科領域。權力話語理論時時刻刻都會對譯者和譯文進行操縱，譯者也始終不能擺脫這樣一種約束。通過該理論，處于第三世界國家的我們，可以得知在面對歐美強勢國家的文化侵襲和對弱勢國家的忽視態度時，采取何種策略可以更好地將中國文化推向外國，鞏固我國的國際地位。在譯文中能夠體現出權力話語理論的作用的代表性策略就是歸化和異化。
二、歸化和異化
德國的.施萊爾馬赫曾在 1813 年在柏林皇家科學院的一個學術演講中指出，翻譯只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盡可能地不打擾原作者的安寧，讓讀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種是盡可能不打擾讀者的安寧，讓作者去靠近讀者。之后，1995 年，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的《譯者的隱身：一部翻譯史》問世，里面使用了一對關鍵術語—“歸化”和“異化”。
前文提到過，西方國家引進的翻譯書籍數量相對較少，而且在翻譯外來文化的過程中會大量采取歸化的策略。中國的翻譯學者在研究西方的歸化翻譯傾向上也很活躍，另一方面又強烈地將其作用于權力話語。中國學者對英美譯者將外國文本任意刪除變用的行為表示反對，也進行過強烈的批判。而中國譯者在翻譯本國作品的時候，大量采取異化的策略，盡量保持自己文化的原汁原味，使中國文化最大限度地在譯入語譯本中體現出來。這種翻譯策略的差異也可以從各國的譯本中體現出來。因此筆者將用下面的例子來具體分析一下權力話語理論在翻譯中的具體體現。
三、權力話語理論在翻譯實踐中的體現
1. 在漢譯英中的體現
一般說來，在翻譯外語文本時，由于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比較自信，輕視其他文化，往往對他們認為落后的文化不屑一顧，在翻譯東方弱勢文化文本時，一般不會接受東方弱勢文化中有別于自己文化價值的成分，多半會采取歸化策略（金敬紅等 2007:451-455）。讓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例 1：
原文：真是“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 (P156)
譯文 1：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P155)
譯文 2：I know“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P231)
上文中的原文是紅樓夢第十一回王熙鳳的一句話。譯文 1 是楊憲益的譯本，譯文 2 是霍克斯的譯本。從上面的譯文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人和歐美國家的人對中文文本英譯采用了不同策略。楊憲益采用了異化的翻譯策略，雖然離純正的英語表達距離相對較遠，但是傳達了原汁原味的中式表達，有利于擴大中國文學在世界的影響，提高中國文學的世界地位；與之相反，霍克斯采用了歸化的策略，摒棄了中文原語的結構，用英語中常用的表達，更加貼近英語國家的讀者。
2. 在漢譯日、漢譯韓中的體現
前文舉出的例子是漢譯英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英美國家的譯者翻譯中文小說的時候，基本上采取了歸化的策略，摒棄了我國小說原有的味道。處于第三世界國家的我們，在面對英美強勢文化的時候，我國的譯者在翻譯的時候有一定的反抗精神，盡量采取異化的策略，來盡力保存我國文化的元素。
權力對于翻譯策略的影響不僅表現在歐美和亞洲國家的對立，在亞洲國家之間也有一定的體現。這一節筆者選取了余華的小說《活著》的日譯本和韓譯本進行比較，來分析其中權力話語帶給翻譯的影響。我們來看下面兩個例子。
例 2：
原文：日本投降那年，龍二來了，龍二說話時南腔北調，光聽他的口音，就知道這人不簡單，是闖蕩過很多地方、見過大世面的人。(P95)
譯文 ：日本が投降した年に、龍二がやっ來た。言葉になまりがあり、その発音を聞いただけで、只者でないとがわかる。(P90)
在上文中，日譯本的譯者飯塚容對其進行了歸化翻譯。將“南腔北調”譯成了“なまり（鄉音）”。因為中國地域遼闊，南方和北方的口音相差很大，所以出現了“南腔北調”這個詞匯，而譯者在進行翻譯的時候歸化翻譯成“鄉音”，則沒有了這背后的文化。韓譯本的譯者白元坦是在“南腔北調”這個詞的翻譯上，忠實了原文，采取了異化的策略，譯成了“”，這也體現出中韓兩國并沒有強烈的權力關系，而中日兩國這種關系確實存在。筆者認為，如果是中國譯者進行翻譯，在譯文中進行直譯，添加腳注不失為一個良策。
3. 在英譯漢、英譯韓中的體現
以上筆者舉出的兩例都是強勢文化國家在翻譯弱勢文化國家作品的時候采取的歸化策略，下面我們再看一些弱勢國家翻譯強勢國家文本的例子，這里面筆者選取了美國小說《富爸爸，窮爸爸》的漢譯本和韓譯本進行比較研究，從中探尋同屬弱勢國家的中韓，在翻譯美國小說的時候，兩國譯者會帶著什么樣的翻譯態度來進行翻譯。
例 3：
原文：He is only 29. He was fired from the car wash because he refused to take off his championship ring as he was wiping off the cars，so…(P15)
譯文：他只有 29 歲。因為拒絕在擦車時摘下冠軍戒指，他又被洗車站解雇了。(P22)
觀察上面的譯文，可以發現中韓兩國對于“championship ring”的翻譯截然不同。中文譯者采取了完全歸化的策略，翻譯成了“冠軍戒指”；而韓國譯者翻譯成了“”而沒有翻譯成固有詞“?”。因為韓國語言受到英文外來語的影響嚴重的特殊性，譯者更傾向于翻譯成有歐美范兒的詞匯。
通過前面的幾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英美國家在翻譯中國的作品時，會采取歸化的策略，對含有中國文化的語句進行刪減，更改，融入他們本國的元素，譯本更便于譯入語國家的讀者理解。而中國譯者翻譯同樣一部作品時會采取異化的策略，盡力保留我國的文化，將中國文化傳遞給英美國家的讀者。
日本和韓國雖然同屬漢字文化圈，兩國的語法結構和詞匯也十分相近，但是在翻譯中文小說時也會采取不同的策略。日本譯者更愿意用他們自己的方式來表達原文的意思，采用歸化的策略，而韓譯本盡量忠實于原文，采用異化的策略來處理一些詞匯。在對待美國小說時，中文譯者更喜歡將一些詞匯用純粹的中文進行翻譯，偏向于將美國小說翻譯成地道的中文；而韓國更加崇尚用外來語進行翻譯，而不是固有的韓文。
權力話語理論讓我們認識到，翻譯并非只是兩種語言之間轉換那么簡單，而是與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經濟因素密切相關。這就要求譯者必須秉著一個正確、端正的態度來面對各個世界國家的文學作品，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作為一名中國的譯者，在將中國作品翻譯到國外時，更應該積極采取異化的策略，這樣我國文化的精髓才能更好地保留，以免被西方歸化、吞噬。西方國家的譯者將我國的作品翻譯到他們本國時，或許會采取歸化的策略，刪除或更改我國文學作品中很多的文化元素，對于這種情況，我們應盡可能站在中國譯者、中國人民的角度進行復譯，讓西方人看到一個真正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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