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診釋學是單一的關于理解與解釋的學科，它有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例如文學診釋學、神學診釋學、歷史診釋學與藝術診釋學等等，這個時期的診釋學研究對象比較特定，診釋的技藝也一度被歸結到邏輯學的范圍，成為邏輯學的組成部分，直到19世紀中葉診釋學才作為與自然科學相對立的人文科學的獨立的方法論，后經過本體論轉向、作為理論與實踐雙重任務的診釋學之后，這時的診釋學不僅囊括一般的理論知識，還包括理論與實踐的雙重結合，因此，診釋學的研究對象逐漸進入科學診釋學的研究視域。
一、科學論釋學的研究對象
作為涉及科學分析的科學診釋學概念的提出，意味著診釋學方法論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同樣適用。按照這種劃分，科學診釋學的研究對象可以分為兩種:在自然科學領域中，科學診釋學研究對象體現為自然科學研究—科學理論(命題)研究與科學實驗;在社會科學領域中，表現為歷史動因條件下富有意義的人類行為—人類活動。
(一)科學研究與人類活動
科學是尋找意義與價值基礎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的人類活動，科學研究與人類活動之間的關系即人們運用范疇、定理、定律等思維形式反映現實世界各種現象的本質和規律的研究、實驗、試制等一系列有目的的科學行為，可以理解為人類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所進行的實踐活動。
1.科學研究—科學理論(命題)研究與科學實驗
科學理論(命題)可以概括為對科學現象與事實的科學解釋，由概念、原理(命題)以及對其進行論證所構成的知識體系，是科學研究的軟工具。這種以理論為主導的科學哲學觀點揭示了自然科學中理論的形成與理解方式，分析了科學理論理解的基礎，它們具有以下特征:(1)科學研究有一定的理論預設，從而對科學活動中概念表達、理論意義、構成四科學論釋學的目標。
(二)意義的追求
科學最初的研究對象是整個自然界，一切圍繞大自然這本“自然之書”進行讀解。而長期以來，隨著近代科學對自然界的非意義化，大自然不再被視為神旨意的表達與顯露，而是作為無意義的實在領域區別于有意義的文化與精神現象領域。診釋學最初的任務是對意義的追求，拋棄了對意義的追求就相當于放棄了研究對象。近代物理學的成功在于對意義的忽視，在實證主義者眼中意義由于超出了純粹客觀事實的范疇而逃離了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直到20世紀普遍診釋學的發展，關于理解與解釋的診釋學方法論才重新拓展到了自然科學領域。勞斯鮮明地指出，物理學常把教科書當做簡單的物理對象而不是飽含意義的文本;人類活動被描述成為動作而非根據情境所作出的有意義的反應;生命只是一種生理過程而非生活歷程。外界對邏輯經驗主義的證實原則以及證實原則本身的不可靠性的批判，使得后期邏輯經驗主義者開始將研究重心傾向于對語言本身的研究，即從語言的分析著手，開始討論意義問題。 從科學診釋學角度分析，自然本身作為科學家的觀察對象總是充斥著意義，這當中不僅包括科學家對自然的描述，而且自然本身也富有意義。
當自然科學的數據與事實作為對大自然的人為干預的結果的時候，它們便飽含了意義。科學事實通常都是歷史條件下的人類語言與文化所決定的，它蘊涵的意義是體現在語言中的社會實體，所以，我們只能依靠公眾社會經驗來盡可能地了解意義的各個方面。五科學論釋學的應用域伽達默爾從亞里士多德道德行為現象中的實踐智慧角度出發分析了適合于科學的診釋學之實踐智慧與實踐理性。他更傾向于把診釋學理解為人的自然能力而非一種科學的方法，并把實踐哲學當成賦予精神科學轉向的合理性因素。正是由于亞里士多德沒有對普遍的知識和具體應用作出明顯的區分，理論與實踐之間對創生之始關聯間的對立使伽達默爾感到困惑，也由此催生了他對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作出診釋學的'反思。
從原初亞里士多德“理論本身也就是一種實踐”的觀點來看，實踐本不應該成為理論的對立物，實踐本身具有廣泛的意義，實踐科學不是數學形式上的理論科學而是特殊類型的科學，為了把握“實踐”的概念，必須從與科學完全對立的語境中脫離出來。這種科學必須出自實踐本身，并且通過意義的概括得到的意識再重返實踐中去。
伽達默爾闡述到:“實踐哲學的對象就不只是那些永恒變化的情境以及行為模式，它們僅憑其規則性和普遍性就提升成了知識。反之，這種典型結構的可教授的知識，僅因它可以被反復轉換進具體的情境之中(技能或能知的情況也總是如此)，就具有真正知識的特征。因此，實踐哲學當然是“科學”:一種可教授的普遍知識。但它又是一種需要特定條件才可實現的科學。它要求學習者和教授者都與實踐有著同樣不可分割的關系。
早期的診釋學是人類關于理解、解釋與應用的實踐活動，神學與法學領域的應用都是實踐的具體化。實踐不僅是診釋學的純粹方法論范式還是它的實際根據，人們理解實踐就需要依靠診釋學的理解原則。近代的診釋學發展不同于古代診釋學單純關于技術技能，而把實踐哲學確切當做一種科學，是一種可傳授的普遍性的知識，并且需要滿足某些特定的條件。這種特性與技術領域專業性知識相像，都是需要研習者與傳授者與實踐保持著穩定的關系。實踐的科學診釋學思想還得歸功于勞斯實踐診釋學的提出，勞斯認為，科學概念和科學理論只有作為社會實踐和物質實踐的組成部分才是可理解的。而人們經常忘卻科學研究實質上是一種實踐活動，這種實踐活動是指“實踐的技能和操作對于其自身所實現的成果而言是決定性的”與理論的診釋學思想相比，科學診釋學基本觀點突出表現為對科學實踐的重視，它將科學活動視做人類實踐活動;科學研究總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或環境下進行的，日常生活實踐是科學理論與科學實驗的基本條件，科學研究背景預設是科學活動的基本要素，科學活動依靠科學共同體的實踐智慧從而合理地實現科學研究。
診釋學思想確定了診釋學是理解、解釋與應用的綜合，當代科學診釋學的發展方向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當亞里士多德區分科學時就己經將實踐科學融入其中，科學的診釋學思想進而成為對綜合理論與實踐認知的雙重分析，它理應通過其理解、解釋與應用的統一達到對當代科學作出批判與反J恩。正是由于診釋學與實踐的交織使科學、診釋學與實踐之間的關系明朗化，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進行整體研究己經表現出診釋學維度的恢復與傳統診釋學的匯合。
總之，科學真理的獲得既不是邏輯上前后相關的系統，也不是作為因果關系線性發展的成果，而是物質與認識的實踐相結合。科學實踐也表現為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科學理性的分析只有從科學理論的邏輯結構轉向一種實踐結構，才能在協調理性與非理性因素關系的基礎上，獲得知識的進步與飛躍。
無論自然科學方法論獲得多么大的成功，統一科學的思想仍舊不能覆蓋整個科學，例如復雜的生物學概念無論如何不能夠還原至物理主義所提供的描述上，而診釋學強調自我理解的必要性剛好可以提供一種更好的理解域面。把科學作為一種文化與歷史現象，在科學歷史與科學社會學角度作診釋學的分析、關于知覺本身的診釋學特質的研究、人腦作為診釋學“工具”的研究及科學診釋學本體論角度的爭論等對科學進行診釋學的闡述仍舊留有很大發展空間。科學診釋學就是在歷史和社會等多重分析角度下對科學主義絕對真理的批駁，從而把科學認識置于與人類活動的基礎之上，以此來“努力恢復至今被忽略了的科學哲學的‘規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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