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費耶阿本德雖然被公認是歷史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而他的歷史主義思想卻與庫恩等人的歷史主義含義大相徑庭。其基本區別是：盡管庫恩等同樣是以科學史為研究對象，認為科學是一個不斷演變更替的動態過程，不是一種凝固的靜態結構，應該通過豐富的科學史料和詳盡的案例分析來概括總結科學方法論、認識論、科學的性質、結構及其發展演化規律，但是他們在研究科學史時，運用的方法卻沒有超出形式邏輯的思維方式。而費耶阿本德則不同，他已經認識到不能再將科學史僅僅作為單純的研究對象，而要把任何一個科學問題都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來分析和處理。任何問題只要放進不同的歷史環境都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因此誰如果忘記該問題發生的歷史條件和知識背景，他就不可能得出正確結論。那么在費耶阿本德的眼里，科學史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狀態或模式呢？

　　一、一部非邏輯和多因素作用的歷史

　　在費耶阿本德看來，整個科學史如同人類史一樣，是最優秀的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都難以想象的那樣豐富多彩，那樣充滿機敏、智慧和生氣，那樣的離奇古怪和難以捉摸。整個科學史都是由無數個人的意識、意志、熱情、想象以及其他一切精神活動或社會活動共同支配的。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費耶阿本德才批判了過去一些科學哲學家把科學史簡單化、孤立化、靜止化和片面化的形而上學的傾向與做法。他說，科學史是充滿復雜、混亂和錯誤的。一件事物的創造和對該事物的一種正確觀念的充分理解的創造常常處于同一過程，而且這一過程不結束，它們是不能分開的。這個過程不是，也不可能是由一個完全確定的研究綱領或理性邏輯來指引的，它包含著各種可能的研究綱領實現的條件，指導這個創造過程的東西寧可說是一種含糊的沖動、興趣和熱情。先是這種熱情產生具體行為，繼而是行為反過來又創造環境和解釋過程成為“理性過程”所必須的思想觀念。

　　費耶阿本德說：“從伽利略時代到20世紀，哥白尼觀點的發展就是我想描述的這種形勢的一個完美的例子。人們先是從一種強烈的信念開始，這個信念與當代的理性和經驗背道而馳，而在同樣是非理性的其他信念中卻得到支持，然后開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創造了新型的儀器，‘證據’也以新的形式與理性相關，直到產生一種思想體系，其豐富程度足以對其他任何特殊部分提供獨立的論據，而且是易變的，只要需要這些論據，就足以發現它們。”[1](P26)但是這種曲折復雜的過程并不是一種零亂分散的孤立事件的堆積和偶然思想的展示與延伸。無論是整個科學發展史，還是某一具體學科或理論，甚至具體概念的發展都是各種條件和因素緊密聯系、相互作用的結果。

　　既然整個科學史中的各種因素、條件，乃至各種人物共同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的過程，它們都對科學認識作出了貢獻，那么要勾繪出科學發展演化的完整模式或基本輪廓，就不能只把注意力集中到純粹的科學理論、科學概念的發展主線上，或者人類認識史的某個特殊階段上，或者某些突出的科學家身上；而要從人類最原始的活動、啟蒙觀念和思維方式開始，不能人為地割斷歷史。比如“地動說”，并不是哥白尼個人的天才發明，而是早在古希臘時代就由畢達哥拉斯派的阿利斯塔克提出。只是由于這種見解與人們的日常經驗和直觀不相符合，它才被人們反對和遺忘。在被另一種相反的見解排斥長達2000多年之后，才在哥白尼時代再次復興。“地動說”的復活并不是因為哥白尼擁有某些新的重大發現，而是基于哥白尼對阿利斯塔克的“中心火學說”的堅定信念；基于對畢達哥拉斯派所宣傳的“宇宙的中心不是地球，而是太陽，地球只是環太陽而行的星星之一”的觀念的好奇心。

　　從阿利斯塔克到哥白尼的2000多年間，由于人們對亞里士多德和托勒密體系的無限信仰，其間雖然也不時有少數人怯生生地反對亞里士多德的主張，響應阿利斯塔克的“地動”主張，但是由于強大的宗教勢力和人們的日常經驗將其抬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因而使日心說的主張一直沒有市場。由于哥白尼率先基于好奇心而引起的對研究地動說的向往，才導致他把畢生精力都獻身于這一學說。因此沒有古希臘哲學家大膽離奇、模糊不清的幻想，是不會發生哥白尼革命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哥白尼革命并不是基于托勒密體系日益增多的反常，最后由量變引起質變的結果，主要在于一定社會背景下，某種偶然奇特的作用，或某個集團、個人的興趣、意志和好奇心的作用。當然更主要的在于這種革命的核心內容早在古代就以一種胚芽形式出現在古人的奇思怪想中；經過長期的逐漸萌發，才最終由微小的影響和暗淡的火花逐漸蔓延成為熾烈的火焰，產生巨大影響，導致人們的認識發生質的飛躍。因此科學革命的發生也同政治革命一樣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醞釀萌發過程。

　　不過科學革命畢竟和政治革命不同。激烈爆發的政治革命可以在相對短暫的時間內完成使命，而科學革命則不同。比如哥白尼開創的天文學革命至少經歷了一個世紀，直到牛頓時代才算完成。其間，布魯諾、布谷、開普勒、伽利略等著名科學家無不作出永載史冊的貢獻。但是他們的貢獻并不完全像一般科學史家了解的那樣，尤其是伽利略對新天文學體系的確立所作的奉獻，是明顯地不同于眾所周知的歷史所作的說明。他既沒有主張要發現新事實以支持地動說，也沒有提及任何反駁地心說的觀察。相反，他強調哥白尼和托勒密一樣都被事實所反駁。他贊揚的是阿利斯塔克和哥白尼處在極端困境中，一直沒有放棄自己的學說和信念。比如哥白尼面對許多愚蠢而惡意的迫害總是報之以微笑，認為“天地的運行絲毫也不會因為這些笨蛋們的嘲弄或尊敬而受到影響。”[1](P215)他贊揚他們一直是用反歸納的方法、非經驗的方法進行科學探索活動。因此伽利略并不是主要依靠經驗取勝，而是主要取決于他的機巧、宣傳、說服和各種迂回曲折的方法。當然也不能完全否定證據的作用，但在伽利略那里并不主要是證據的威力，而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各種實踐方式聯合作用的結果。

　　費耶阿本德把天文學演化歷史的模式擴展到科學史，認為整個科學史也都是這樣一個迂回曲折的發展過程。為此，他對波普爾、庫恩、拉卡托斯的科學模式都進行了批判和矯正，認為他們的模式都各有其片面性，都不完全符合科學史的本來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