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賴保護原則在民法體系中具有立法論價值、司法論價值、解釋論價值。

　　(一)信賴保護原則的立法論價值

　　正如誠實信用原則一樣，信賴保護原則具有立法準則的功能。所謂立法準則是指立法的指導思想、指導原則。一項法律原則被證實以后，就要在立法中具體體現。離開了法律規則，抽象的法律原則勢必成為空中樓閣;反之，法律規則也需要通過法律原則來統領，沒有法律原則的貫穿，法律規則也會蒼白無力，失去了靈魂。法律規范借助于法律思想、法律原則得以正當化、一體化，即以法律思想、法律原則為立法準則。

　　信賴保護原則要求對合理的信賴予以保護，它體現在民法典的各個部分。首先，信賴保護是民法總論中的一項基本原則，它一般以誠實信用原則的下位原則而隱性存在，是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當誠實信用原則發揮作用的時候，它也常常得到了運用。其次，它普遍存在于民事法律行為、代理、時效、物權、債及契約法中，在上述制度中都有體現，如法律行為的效力和解釋、代理中的表見代理制度、取得時效及消滅時效制度、物權的公示和公信原則以及從締約到契約解除的每一個環節;在侵權行為法中，也可以找到信賴保護的規定，如對欺詐行為所致損害的救濟。第三，這一原則是私法的基本原則，不僅存在于民法中，而且更為普遍地滲透到商法原則到具體單行法的各領域，商法中的交易安全保護原則、外觀主義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在精神實質上是相同的;商法中關于公司章程、對經理權力的限制、對董事權力的限制、對非營業主張的限制等均貫徹了“表見即事實”或者說“表見視同事實”等信賴保護原則。票據法更是以票據行為的獨立性、無因性為理論基礎，采取嚴格的文義主義、表示主義來認定票據責任，使信賴保護原則有了制度保障。

　　(二)信賴保護原則的司法論價值

　　信賴保護原則作為誠實信用原則的下位原則，通過誠實信用原則的司法運作，可以授權法官進行利益衡量，突破、軟化法律的某些剛性規定，甚至進行“超越法律的法的續造”，以司法手段推進立法的完善。

　　信賴保護原則可以授予法官衡平權利。衡平的主旨是指法官有權根據個別案件的具體情況，避免因適用法律條款而使處罰過于嚴峻和公平地分配財產，或合理地確定當事人各自的責任。簡言之，“衡平”就是指法院在解決爭訟時，有一定的根據公平正義原則進行裁決的權力。衡平原則表明，當法律條文的一般性規定有時過嚴或不適合時，當某些具體問題過于復雜以至于立法機關不能對可能發生的各種事實的結果作出詳細規定時，法院運用公平正義的原則加以處理是必要的。

　　按照埃塞爾的觀點，“一般法律思想”作為“原則”，其事實上本得獨立于法律之外而有其效力。為了尋求正當的個案裁判，法官可以運用法律原則來解釋規范、恰當適用規范甚至發現規范的不合體系性、不合目的性而適當突破之。作為信賴保護原則的重要體現是表見理論和信賴表征制造者的信賴責任。學者認為，表見事實在某些情況下優于法律事實，對表見效力的確認實際上阻止了法律的邏輯適用。

　　從大陸法系的司法實踐來看，信賴保護原則成為軟化、突破法律的某些剛性規定從而實現個案的公平正義的手段，甚至在個別情況下可以授權法官進行一些嚴格限制下的“超越法律的法的續造”。大陸法系的法律傳統是成文法主義的，立法者充當了規則的制定者，法官則為司法者。嚴格規則主義的司法傳統禁止法官進行超越法律的價值判斷，立法留給司法自由裁量的空間較小。但近代這種傳統遭到人們的普遍質疑，這首先來自于對立法者能夠預設一切的能力的質疑。成文法的傳統在約束司法者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弊病，比如規則的一般公平與個案的具體正義之間的矛盾，法律非預見性的矛盾等。授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是發展的必然，其途徑是通過基本原則的作用，進行利益衡量和漏洞填補，發現個別規則的不合體系性并予以解釋突破或回避，甚至在法無明文規定時適用基本原則進行裁判。

　　大陸法系中“部分履行”原則對法定方式欠缺無效的“治愈及突破等做法體現了信賴保護原則的上述作用。按照許多大陸法系民法的規定，對于一定的法律行為應采取法定要式，如書面方式、公證方式等，欠缺法定要式的，行為無效。其目的是為了提高行為的公示性、警示當事人以及保存證據等。但在行為不具有法定要式但當事人已經履行的情況下，各國在司法實踐中多通過多種方式，如利用“禁止權利濫用”、“禁止矛盾行為”等原則，突破法定要式欠缺的瑕疵，保護信賴契約有效的當事人。就信賴之一方當事人而言，其值得保護的理由不僅在于主觀的善意，更在于其基于信賴而對自己近況所為之改變，即處置行為，此種改變所達的程度，如德國實務上認為“危及生存”，理論上認為是“不可回復性”;就相對人而言，其對于信賴的產生必須是可歸責的。當對履行有效的信賴保護超過了對法定形式欠缺無效的立法意圖，以此，后者得以被突破。

　　類似的做法也存在于英美法系。在普通法的傳統下，法官擁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關注個案的公平正義有時甚至超過抽象的公平。因此，普通法較大陸法更為靈活和彈性，法官在推演法律中的作用更大。從這個意義上說，普通法是法官之法。從歷史上看，普通法的法官在適用法律的時候，如法律規則的適用可能帶來非正義的結果時，常常運用某些抽象的價值原則予以規避，或者軟化、突破具體規則，并在反復的司法過程中發現規則的不合理性，推演出更為公平和符合法律精神的規則。

　　(三)信賴保護原則的解釋論價值

　　信賴保護原則的解釋論價值首先體現在對法律規范的解釋。法律規則都有自身的適用范圍，彼此可能產生矛盾，在規則的沖突調和中離不開法律原則。發現個別法規范、規整之間，及其與法秩序主導原則間的意義脈絡，并得以概括的方式，質言之，以體系的方式將之表現出來，乃是法學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法律的體系化關系到法律整體功能的發揮，個別的規范和法律原則之間的關系是否恰當，至關重要。法律規范的適用過程中，離不開解釋。解釋是發揮規范的體系功能的必要途徑。只有依據一定的法律原則，才能避免規范適用過程的僵化。在上述論述中，可以看出信賴保護原則對某些法律規范的剛性的弱化，因為，這也是原則對規范的合目的性的矯正，其中離不開解釋。

　　信賴保護原則作為解釋論的功能更多地體現在對意思表示、契約條款的解釋上。信賴是契約的基礎，信賴保護是契約中的核心原則，從契約的締約接洽、契約的履行、契約利益結構和違約規則的設計，都與信賴保護有關。在接洽階段，“締約上的過失”制度保護信賴利益的損害，使信賴契約成立、生效而受損的當事人回復到締約之前的狀態;契約成立后，“契約必須履行”，法律保護期待利益，當事人的信賴和期待在契約的名目下得以保護。契約應如何履行?一個看似合意的契約在發生實質分歧時應執行誰的意思，保護何種利益?契約的解釋不僅涉及到契約應如何履行，也涉及違約的認定;這不僅關系到意思自治原則，也關系到信賴保護問題。為了確定當事人信賴的合理性問題，對當事人之間的意思表示、契約條款進行解釋是必要的。在意思表示和契約的解釋中，私法自治和信賴保護成為一對相互制衡的價值，解釋的過程即是二者考量平衡的過程。契約解釋的規則是意思自治和信賴保護衡量的結果，有探求當事人真意的解釋規則，也有習慣解釋、文意解釋、按照正常的理性的人解釋等規則。

　　信賴保護原則具有維護交易安全、簡化復雜、提升效率、保障交易秩序等基本價值，亦具有立法論、司法論和解釋論的作用。但這并非意味著信賴保護具有無可爭議的絕對性和保護的優先性。信賴保護原則有其適用的邊界，邊界超過即為僭越;同時，信賴保護原則亦受其他原則和價值的制約，在一定程度上要對其他原則妥協。信賴保護是一種原則，原則總有例外。這種例外可能是因為優于信賴保護原則的原則出現，如當本人是無行為能力人時，對信賴人的保護要讓位于保護無行為能力人的法律。正如拉倫茨所說，在民事法中“信賴責任”原則乃是并隨私法自治原則(指在法律行為領域個人自我形成及自我拘束的原則)而出現者。在法律行為的交易中，無完全行為能力人保護的原則優先于信賴原則，于此對于他方當事人有行為能力一事的“善意信賴”不受保護。但無行為能力人使用詐術造成其有行為能力的表象時，則應保護信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