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沒有什么傳奇，就是多活了幾年。我經常說：大概是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我到了八十五歲才離開辦公室。現在年紀大了，一百零五歲了，不能活動，就在家里面。我的世界小得不得了：半張小桌子，半間小屋子，這是我的世界。

　　天下的事情，有好處，就都有壞處。我年輕的時候是搞經濟學的，我們學經濟的時候，也是一陣風。1955年，中國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成立一個新機構，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領導要我到這個新機構來做語言文字工作，我就改行了。既然改了行，我就專心一致，我的工作主要放在制定漢語拼音方案上。我在歐洲的時候，看到歐洲人很重視字母學，就買了很多字母學的書，自己看，覺得很有趣味。想不到隔了許多年還有用處。制定漢語拼音方案，你不懂字母學是不行的，而當時這個學問幾乎沒有人知道，我就寫了一本小書，叫做《字母的故事》，引導大家對于字母學有一點了解。想不到這本小書出來以后，很風行，一下子印了幾版。這項工作在今天發揮作用了，大家都要用手機，發短信都是用拼音嘛，所以，拼音推廣了手機，手機也推廣了拼音。

　　我是最早用電腦寫文章的，那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大家用電腦》。我一早就提倡用電腦來處理漢字，當時有的人不贊成，后來大家都用電腦了，也用不著我提倡了。電腦當然是好東西了，可是好東西都是有壞處的，壞處就是小孩子現在不會寫字了。所以說天下的事情，有好處，就都有壞處。

　　網上有人寫文章罵我，我看了，罵我的文章我最喜歡看，好玩得很。講得對我就改正，講得不對我笑笑就完了。譬如我說“世界觀沒有階級性，說世界觀有階級性是錯誤的”，有人就寫文章罵我了：“社會有階級，人當然是有階級性，世界觀當然有階級性。”我覺得他的話不對，不理他就算了，我不跟他辯論，很好對付的。

　　我下放寧夏的時候，有一天通知說：明天清早5點要開會，重大的會。因為寧夏那個地方，早上很冷，中午很熱，我一看天氣很好，中午一定很熱，就戴了一個大草帽。開會開到10點鐘，大雁飛來了，不是幾千只，是幾萬只，像烏云一樣過來了。千千萬萬的大雁，飛到我們頭上的時候，有一只大雁突然發命令，一聲怪叫，大家下大便。大便像雨一樣下來，我戴了大草帽，沒有多大問題，人家是滿頭大雁的大便，狼狽不堪。他們說這是一萬年才碰到一次的——不是很好玩嗎？

　　我是上海解放了才回國的，然后三十年跟國外不往來。可是到了1979年年底，領導來找我，說你趕快準備，下禮拜代表中國到巴黎去開會。我說我不想去了，你看我帶回來的，用了三十年的西裝，都穿破了。領導說沒有關系，你趕快去做新的，從襪子到大衣，都做新的帶去，開了會回來，一概交給國家。開了會回來，我仍舊穿破衣服——不是很好玩嗎？更有趣的是上飛機的時候。領導派了一個人，陪我到飛機旁邊，他告訴我：你是聯合國請的，聯合國給你很多錢，所以我們就不給你美元了，還有，你的皮夾子要拿出來，人民幣不能帶到國外去。我把皮夾子交給他，聯合國給我的錢我要到巴黎才能拿到，我口袋里一分人民幣都沒有，一分美元也沒有。人家后來問我：你怎么敢上飛機的？人已經到了飛機門口，你不上也得上，可是我不心慌，因為真正沒有辦法，我在國外還是有點關系的。上飛機口袋里面一分錢都沒有——不是很好玩嗎？

　　我是樂觀主義者。古書中有兩句話，一句叫“猝然臨之而不驚”，一句叫“無故加之而不怒”，這兩句話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對我用處很大。什么叫“猝然臨之而不驚”呢？人家來打擊你，毫無道理地突然來打擊你，你不要驚慌；“無故加之而不怒”，人家說你這樣不對那樣不對，都是瞎講的，毫無道理的，你不要生氣。我又不驚慌，我又不生氣，那么我就可以渡過這個艱難了。我認為壞的事情都會過去的，好的事情一定會來的。

　　我跟沈從文的交往非常多，我們兩個人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樣的，可是大家都是樂觀主義者。他不是很有名的文學家嗎，解放以后叫他去做故宮博物館的解說員，人家以為他很不高興，但是他一點也沒有不高興。他說，本來我要看故宮的古董很不容易，現在我不是方便了嗎？他這一點跟我一樣，壞事情要看到好的一面。我們常常在一起，考古的東西我不懂就問他，外國的東西他不懂就問我。我們經常出去旅游，很有意思的。

　　我是相信進化論的，不僅動物在進化，作為動物的人在進化，同時人的社會也在進化。假如你相信人類社會是進化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假如今天還是落后的，明天會一步一步走上去的，那么你就能變得樂觀。(《新周刊》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