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是祖父祖母的長女，因為當時家境貧寒，十二歲上就被迫做了西山里一戶苗姓人家的團圓媳婦（童養媳）。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大姑就走上了一條坎坷的人生之路。

　　大姑“嫁”的這戶人家人口不多，只有“公婆”兩個和他們的獨生兒子。當時，苗家養著兩頭耕牛和一頭拉磨的毛驢，有二十幾畝土質還算肥沃的山洼地，是那時白云山下山旺莊的小康之家。正所謂人窮志短，之所以早早把大姑“嫁”了出去，是因為苗家答應送給祖父家一斗谷子和一斗高粱。

　　那時，老苗家的獨生兒子苗榮志正在讀私塾。幾年后，苗榮志又進長山縣城上了中學。兒子尚未讀完初中，苗家就張羅著為他和大姑圓了房。圓房后的第二年，大姑就為苗家生了一個大胖小子。苗家老人喜得合不攏嘴，絞盡腦汁為寶貝疙瘩起了個稀罕的名字——金拱子。

　　說實話，有了孩子最初的那幾年，大姑的日子過得還是挺舒坦的。牲口有大姑的公爹在照料，土地由苗家雇傭的短工耕種。大姑不用風吹日曬地去地里侍弄莊稼，更不用像在娘家那樣總是擔心吃了上頓沒下頓。那時候，侍奉公婆和照料孩子就是大姑的全部職責。

　　可是，大姑說什么也沒想到，那種平和的日子在“七七事變”后卻過到了盡頭，原因是苗家的兒子和一部分進步同學，追隨他們的校長馬耀南，參加黑鐵山起義成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苗榮志有思想、腦袋瓜靈活，深得上級賞識，不久就當上了長山抗日游擊大隊第三支隊的分隊長。那時候，抗日游擊隊充分利用熟悉當地山區地形等各種優勢，經常四處襲擾、神出鬼沒地打擊敵人，并且不斷地破壞敵人在山東的交通命脈——膠濟鐵路運輸線。因此，窮兇極惡的日本鬼子恨不得把游擊隊趕盡殺絕。此后，大姑這個抗屬的日子不再平靜。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一次次搜捕，大姑常常抱著孩子在山峪里躲來躲去四處藏身。在那種血雨腥風的艱難歲月里，大姑成年累月再也難得見丈夫一面。跟眾多百姓一樣，大姑盼望日本鬼子早一天完蛋，期盼一家人早得團聚過上太平日子。可出乎大姑意料的是，后來竟然漸漸失去了丈夫的消息。有傳言說游擊隊被日本鬼子打散了，還有的說游擊隊轉移到了清河抗日根據地。可不管怎么說，苗榮志終究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尸，大姑整天價揪心撓神寢食難安。后來的十多年里，還是始終沒有丈夫的音訊。大姑只好在公婆的幫襯下，獨自承擔著養育兒子的擔子。

　　一天捱一天，孤兒寡母終于苦苦熬過了那些艱難的歲月。全國解放后的1950年的春季里的一天，失蹤了十幾年的苗榮志竟出人意料地回來了，并且還帶著兩個年輕的戰士（后來才知道那是他的警衛員）。我大姑高興得手足無措，慌不迭上前拍去丈夫的一身風塵。可是，苗榮志并沒有在家逗留多久，只是與爹娘說了幾句話，又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兒子，板凳還沒坐熱就去了淄川縣政府。

　　當時，我父親正在給姜縣長當勤務員。苗榮志通過縣上讓父親轉告我大姑，他這次回來主要是為了離婚。那時候，似乎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革命隊伍上的人只要說自己是包辦婚姻，與配偶沒有感情基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單方面提出離婚，并且能夠輕易而舉地解除婚約。父親原本想請縣領導勸說姐夫打消離婚的念頭，可苗榮志說他跟我大姑根本就沒有建立起感情（苗榮志說的或許也是實話。后來，聽大姑說圓房后的十五年里，他們倆在一塊的時間加起來也不到半年。），又說自己即將跟部隊上的一個女衛生員結婚，跟我大姑的婚姻已經是不可挽回了。于是，苗榮志毫不留戀地單方面解除了和大姑的婚姻關系。那時，我大姑想得太傳統，也太天真，她以為男人常年在外，再找一個女人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當我父親轉告她苗榮志已經和她離婚的時候，我大姑并沒有像父親預料的那樣多么悲傷而尋死覓活。此后，苗榮志經常寄錢回家的事實，仿佛更加印證了大姑的看法——她相信丈夫對他們母子是不可能撒手不管的。可是，大姑想錯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苗家兩位老人相繼離世，部隊來函請求地方上幫助處理了后事。之后，苗榮志就和家里徹底斷絕了聯系。當時，我那個叫金拱子的表哥已經成家單過，我大姑終于成了事實上的“孤家寡人”。

　　誰也不會想到，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居然使事情發生了戲劇似的變化。1967年的秋天，二姑家的四表哥（他當時是中學生）作為“紅衛兵小將”和同學們去江西井岡山進行大串聯，后來為參觀“古田會議”舊址，又輾轉去了東南沿海的福建。因為當時上面有政策，所以紅衛兵的身份是很吃香的，四表哥說他們坐車從來不用花錢，也無需為飲食和住宿操心，到哪里都有人熱情接待。來到福建的省會福州，四表哥他們住進了一個軍工廠的招待所。有一天蹲在招待所的大院里吃飯的時候，紅衛兵咋咋呼呼的淄博方言引起了一位五十來歲老軍人的注意。那軍人走到紅衛兵跟前套近乎，無意中就發現了似曾相識的四表哥。說似曾相識是因為我的兩家姑表兄弟都是方正臉膛，都是濃眉大眼極為相象。軍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就和我四表哥拉呱了起來。越說越近乎，軍人終于弄明白了眼前這個小伙子原來竟是自己曾經的外甥；四表哥也終于搞清楚了這位老軍人就是自己過去的姨夫苗榮志。于是，苗榮志就邀請四表哥到他家里去住了一宿。臨別的時候，苗榮志還以長輩的身份贈送給四表哥一件軍大衣、一個手電筒和一副撲克牌。大串聯結束回到家鄉后，四表哥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奇遇說給大姨聽。不料，我大姑得知了這個消息，竟然滋生了要去福州找苗榮志的念頭。雖然大家極力勸說阻止，可大姑是個有主見的人，誰的話都不能改變她的主意。于是，在第二年的春天，大姑像孟姜女尋夫似的踏上了自己的尋“夫”之路。

　　說起來似乎真有神靈保佑，僅憑著四表哥的片言只語，大姑乘上火車歷經千山萬水，還真就在遙遠的福州找到了苗榮志。不過，大姑費盡周折找見苗榮志的地方并不是在他的家里，而是在軍工廠批斗大會的會場上。當時，苗榮志作為軍工廠的廠長，正在接受造反派的揭發批判。發言的人一個接一個，口號聲此伏彼起。在那樣的環境里，埋藏在大姑心底多少年的積怨終于不可遏制地爆發出來。她旁若無人地走上會臺，聲淚俱下地傾訴起自己心中的委屈。一時間，大姑儼然成了批判會的中心發言人。別人上臺批判發言那會兒，苗榮志還時不時地反駁幾句，可面對我大姑一聲聲真實的控訴，苗榮志卻終于低下了那顆不屈的腦袋。

　　大姑雖然贏得了道義上的勝利，卻不能名正言順地留在福州。后來組織出面施以壓力，苗榮志答應每月寄二十元錢，以保證大姑晚年衣食有靠。令人稍稍欣慰的是，苗榮志總算良心未泯，此后的幾年里都認真履行了自己的諾言。

　　從福州回來后，大姑的日子一度過得挺舒心，因此就有心情經常回娘家看望祖母。每當說起去福州“過五關斬六將”的經歷，大姑總是高喉嚨大嗓門地說得眉飛色舞。大姑長得個不高，看起來有些孱弱，可是她的內心卻是堅強的；大姑沒有文化，但說起話來卻頭頭是道有條不紊。多少年過去了，我依然記得大姑那雙閃爍著智慧的眼睛，也總會想起大姑那嘹亮的嗓音，更難忘大姑的柔韌與堅強……

　　1972年的春天，年屆花甲的大姑因為采摘香椿芽，不慎從梯子上墜落了下來，頭部跌在了樹下的石頭上，大姑昏迷了四五天后終于不治身亡。當有人來報喪的時候，我們家誰都不愿意相信，大姑辛苦坎坷一生，最后居然落了個如此結局。嗚呼，真是蒼天不公啊！

　　大姑去世后，七十九歲的祖母不顧年老體弱，執意非要親自進山去送大姑一程。看看實在勸阻不了，家人只好無可奈何地滿足了老人家的愿望。回想起來，也許是祖母為親閨女一生所遭遇的不幸而心中抱愧吧？

　　大姑過早地走完了辛酸、坎坷的人生之路，每每想起來總不免令人生發出無盡的喟嘆。

　　唉，逝者已矣！惟愿大姑在天堂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