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是明成化九年內府刊本,其作者為唐代吳兢,是一本政論類史書。《貞觀政要》主要內容記載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一些政治、經濟上的重大措施。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貞觀政要原文及翻譯,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原文】
魏徵對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問其治國之要,詹何⑦對以修身之術。楚王又問治國何如,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同古義。”
【注釋】
李世民年號,從公元627年至649年。
②股:大腿。
③啖(dàn):吃或給人吃。
④朕:我,自秦始皇起,變為皇帝的自稱。
⑤(dú):誹謗,怨言。
⑥諫議大夫:官名。唐時掌侍從規諫。
⑦詹何:戰國時楚國隱者、哲學家,善術數。亦稱詹子、瞻子。
【譯文】
貞觀初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做君主的法則,必須首先存活百姓。如果損害百姓來奉養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來填飽肚子,肚子填飽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須先端正自身,絕不會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彎曲,上頭治理好了而下邊發生動亂的事。我常想能傷身子的并不是身外的東西,而都是由于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釀成災禍。如一味講究吃喝,沉溺于音樂女色,欲望越多,損害也就越大,既妨礙政事,又擾害百姓。如果再說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話來,就更會弄得人心渙散,怨言四起,眾叛親離。每當我想到這些,就不敢放縱取樂貪圖安逸。”諫議大夫魏徵對答說:“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從自身入手,才能遠而推及一切事物。過去楚莊王聘用詹何,問他治理好國家的要領,詹何卻用加強自身修養的方法來回答。楚莊王再問他治理國家該怎么辦,詹何說:‘沒有聽到過自身治理好而國家會發生動亂的。’陛下所明白的,實在符合古人的道理。”
【原文】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云:‘先人有言,詢于芻蕘①。’昔唐、虞②之理,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③。是以圣無不照,故共、鯀④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⑤,不能惑也。秦二世⑥則隱藏其身,捐隔疏賤而偏信趙高⑦,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梁武帝⑧信朱異⑨,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也。隋煬帝⑩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注釋】
①芻蕘:割草打柴的人,泛指草野鄙陋之人。
②唐、虞:指堯和舜,堯曰陶唐氏,舜曰有虞氏。
③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贊揚堯舜的話。意為開四方之門,以招賢納俊,廣四方之視聽,以防止耳目閉塞。
④共、鯀:共即共工,唐虞官名,鯀是夏禹之父。
⑤靖言庸回:當面說得好聽,背后又在搗鬼。
⑥秦二世(前230—前207):秦始皇的少子,名胡亥,繼承帝位后稱二世皇帝。因他常居深宮,故公卿大臣很難見到他。
⑦趙高(?—前207):秦朝宦官,二世用他為相。
⑧梁武帝(464—549):姓蕭,名衍。南朝梁的建立者。公元502年至549年在位。他偏聽朱異的建議,納東魏降將侯景為大將軍。后侯景反叛,朝野上下都抱怨朱異。梁武帝也為侯景所逼,結果餓死。
⑨朱異:在梁為官,任散騎常侍。
⑩隋煬帝(569 — 618):姓楊,名廣,隋文帝的次子,公元604年至公元616年在位。內史侍郎虞世基蒙蔽隋煬帝耳目,以致農民起義,烽火四起,陷沒郡縣,他還全然不知,最后為宇文化及等所殺。
【譯文】
貞觀二年,唐太宗問魏徵說:“什么叫做圣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為能夠兼聽各方面的話;其所以會昏暗,是因為偏聽偏信。《詩經》說:‘古人說過這樣的話,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見。’過去唐堯、虞舜治理天下,廣開四方門路,招納賢才;廣開視聽,了解各方面的情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因而圣明的君主能無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鯀這樣的壞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語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卻深居宮中,隔絕賢臣,疏遠百姓,偏信趙高,到天下大亂、百姓背叛,他還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異,到侯景興兵作亂舉兵圍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馬攻掠城邑時,他還是不知道。由此可見,君主只有通過多方面聽取和采納臣下的建議,才能使顯貴大臣不能蒙上蔽下,這樣下情就一定能上達。”太宗很贊賞他講的話。
【原文】
房玄齡對曰:“天地草昧②,群雄競起,攻破乃降,戰勝乃克。由此言之,草創為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后,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
【注釋】
①尚書左仆射:唐制,尚書省的長官,為宰相官職。
②草昧:草,雜亂。昧,蒙昧,原始未開化的狀態。用以指國家草創秩序未定之時。
【譯文】
貞觀十年時,唐太宗問侍從的大臣:“在帝王的事業中,創業與守業哪件事比較艱難?”尚書左仆射房玄齡對答說:“國家開始創業的時候,各地豪杰競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戰勝他他才屈服,這樣看來,還是創業艱難。”魏徵對答說:“帝王的興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亂的時候,這時推翻昏亂的舊主,百姓就樂于擁戴,四海之內也都會先后歸順,這正是天授人與,如此看來創業并不艱難。然而已經取得天下之后,驕傲放縱,百姓需要休養生息而徭役沒有休止,百姓已經窮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務還仍然不停,國家的衰敗,常常就是這樣開始的。這樣看來,守業更難。”太宗說:“玄齡當初跟隨我平定天下,歷盡了艱難困苦,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道創業的艱難。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擔心出現驕奢淫逸的苗頭,陷入危亡的泥坑,所以知道守業的艱難。如今創業的艱難既已過去,守業這一難事就得和諸公一道慎之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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